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宁夏回族自治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2003年5月7日　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第54号）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自治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对持有本自治区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以下简称低保资金）列入财政预算，保证足额到位。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采取具体措施，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以下简称低保对象）给予就业、子女教育、医疗、住房、供水、供电、供热等方面的社会救助。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具体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管理工作。

县（市、区）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审批工作。

居民委员会受县（市、区）民政部门和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的委托，做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统计、物价、审计、工商、劳动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应当做好职责范围内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第五条 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应当设立专职工作人员，负责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奖励。

第六条 对于违反《条例》和本实施办法的行为，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县级以上民政部门举报。

第二章 低保对象的范围和标准

第七条 凡持有本自治区非农业户口，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城市居民，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月人均收入低于所在市、县（市、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以下简称低保标准）的，均有权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以下简称低保待遇）：

（一）无生活来源，无劳动能力又无法定赡养人、抚（扶）养人，或者法定赡养人、抚（扶）养人无赡养、抚（扶）养能力的；

（二）在职人员领取工资及离退休人员领取退休费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仍低于户籍所在地低保标准的；

（三）下岗职工足额领取基本生活费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仍低于户籍所在地低保标准的；

（四）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或者期满后未能再就业，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低保标准的；

（五）连续6个月以上未领到或者未足额领到工资、下岗职工生活费、失业保险金、养老金的人员，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低保标准的；

（六）因劳动合同终止或者被解除劳动关系，职工依照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所获得的经济补偿金，扣除从解除劳动关系之日起到法定退休年龄期间应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结余部分按户籍所在地低保标准和家庭人口计算在可分摊月数内后，家庭月人均收入低于户籍所在地低保标准的；

（七）县（市、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符合享受低保待遇的人员。

第八条 本办法所称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是指下列人员：

（一）配偶；

（二）未成年子女；

（三）户口所在地相同的未婚子女；

（四）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子女；

（五）不能独立生活的父母、养父母；

（六）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

（七）父母双亡且由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作为监护人的未成年或者已成年但不能独立生活的孙子女；

（八）县（市、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成员。

第九条 本办法所称的家庭收入，是指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全部货币收入和实物收入的总和，包括下列内容：

（一）工资、奖金、津贴、补贴和其他劳动收入；

（二）离退休金、领取的各类保险费；

（三）赡养费、抚（扶）养费；

（四）储蓄存款、股票等有价证券及孳息；

（五）出租或者变卖家庭财产获得的收入；

（六）继承的遗产和接受的赠予；

（七）偶然所得；

（八）其他应当计入的家庭收入。

第十条 下列金额不计入家庭收入：

（一）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的奖金或者荣誉津贴；

（二）优抚对象享受的抚恤金、补助金、护理费及保健金；

（三）为解决在校学生就学困难，由政府和社会给予的补助金；

（四）因工（公）负伤职工的护理费及死亡职工的亲属享受的一次性抚恤金；

（五）在职人员按规定由所在单位代缴的住房公积金及各项社会保险统筹费；

（六）县（市、区）民政部门确定不计入的其他收入。

第十一条 家庭收入按照申请人申请低保待遇前六个月家庭收入的平均数额计算。

第三章 申请享受低保待遇的程序

第十二条 申请享受低保待遇，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条件，并由户主向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申请。

书面申请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户主及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姓名、年龄、住址、职业；

（二）家庭收入状况；

（三）主要理由。

第十三条 城市居民申请享受低保待遇，应当提交规定的证明材料并填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

（一）居民户口薄（在校学生户口已迁出的，由所在学校出具学籍证明）、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身份证；

（二）所在单位或者社会保险机构出具的收入证明；

（三）申请人为残疾人或者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无业人员，应当出具残疾证或者医院的诊断证明；

（四）有劳动能力但无业的，提交现居住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出具的证明；

（五）夫妻离婚的，应当提交离婚判决书或者离婚证；

（六）申请人为遗属的，应当提交遗属证明。

第十四条 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应当对本办法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内容进行审核，必须在接到低保待遇申请书之日起15日内，将有关材料和填有审核意见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审批表》报送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

县（市、区）民政部门必须在接到前款规定的材料之日起10日内，作出审批决定。批准给予低保待遇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发给《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经审查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书面说明理由并通知申请人。

第十五条 低保待遇原则上以货币形式发放，经公告征求社区内低保对象的意见并报县（市、区）人民政府批准后，也可以发放实物。发放实物的，应当公开实物的来源及价值。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将低保待遇以实物充抵货币进行发放。

第十六条 低保对象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按月到指定的银行领取保障金。

低保对象的户籍所在地发生变动，现户籍所在地的低保标准与原户籍地的低保标准不一致的，执行现户籍所在地的低保标准。

第十七条 对享受低保待遇后家庭仍有特殊困难的城市居民，由县（市、区）民政部门根据当地有关规定给予特困救助或者临时救济。

第十八条 低保对象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取消其低保待遇：

（一）购买汽车、摩托车、手机、空调等高档消费品的；

（二）投资股票或者有其他投资行为的；

（三）子女在民办的高收费学校就读的；

（四）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低保标准，但实际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当地低保标准，经社区评议委员会表决不应当纳入低保对象的范围的；

（五）有赌博、吸毒等违法行为的；

（六）违反本办法第二十九条第一、二、三项规定之一的；

（七）县（市、区）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的情形。

第十九条 取消低保对象的低保待遇，由其户籍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提出书面证明材料，报县（市、区）民政部门审批。

前款规定的书面证明材料必须客观、真实。

第二十条 县（市、区）民政部门应当对有关材料进行审查。认为具有本办法第十八条规定情形之一的，可以决定取消其低保待遇，制作取消低保待遇通知书，由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送达有关低保对象。

取消低保待遇通知书在送达前，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终止低保对象的低保待遇。

第二十一条 居民委员会应当将本辖区内低保对象的名单、家庭收入状况、补差金额、低保资金的发放情况、发放时间等内容，每半年向本辖区居民公布一次，接受群众监督。

第四章 低保标准和低保资金

第二十二条 低保标准的确定、调整，依照《条例》第六条的规定执行。

在同一市或者同一县的行政区域内执行同一低保标准。

第二十三条 低保资金由各级民政部门根据落实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际需要，于每年年底前提出下一年度计划，经同级财政部门审核并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自治区财政应当根据市、县（市、区）财政状况、低保资金投入情况和低保对象数量，给予适当补助。自治区财政给予市、县（市、区）的低保资金补助，不得挪作他用。

第二十四条 财政部门应当将低保资金列入社会救济专项资金支出科目，纳入财政社会保障补助专户管理。民政部门实行分帐核算、专项管理、专款专用、封闭运行。

第二十五条 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提供捐赠、资助。

受赠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公开接受捐赠的情况和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接受社会监督。

具体负责受赠财产发放的街道办事处和镇人民政府、居民委员会，应当将本辖区受赠财产的发放数量、受益的低保对象名单向本辖区居民公告。

第二十六条 各级财政部门和审计部门应当加强对低保资金使用情况的监督。

各级财政部门应当安排低保工作经费，并对基层低保工作人员给予适当补贴。

第五章 低保对象的权利和义务

第二十七条 低保对象凭《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和身份证，有权享受下列优惠：

（一）子女进入国办托、幼儿园（所）的减半收取保育费；进入国办小学、初中上学的免收杂费，进入国办高中学习的减半收取学杂费；

（二）在国办医院就医时免交挂号费；

（三）租用公有住房，其承租房屋租金标准，按照国家和所在市、县（市、区）规定的优惠政策执行；

（四）办理有关行政许可证，一次性减半交纳工本费；

（五）参加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组织的劳动技能培训，免交培训费；

（六）住房由单位内部供暖的，单位减半收取或者免收供暖费；

（七）可以申请法律援助；

（八）国家、自治区和所在市、县（市、区）给予的其他优惠待遇。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实际，制定不低于前款规定的优惠措施，抚助低保对象。

第二十八条 鼓励学校、医院、供电、供水、供气、供热、房管等企业、事业单位给予低保对象有关方面的优惠待遇。

第二十九条 低保对象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符合法定就业年龄且有劳动能力的，应当主动就业或者接受有关部门介绍的工作；

（二）享受低保待遇的家庭成员及收入发生变化的，应当如实告知居民委员会或者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办理低保待遇变更手续；迁移户口的，应当在30日内到原户籍所在地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办理低保待遇迁移手续；

（三）符合法定就业年龄，有劳动能力且尚未就业的，应当参加所在居民委员会组织的学习和治安、环保、卫生等公益性活动；

（四）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或者居民委员会核查有关情况时，应当予以配合，如实反映情况；

（五）因家庭收入增加，不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应当及时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证》交回所在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人民政府。

第六章 罚则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市、区）民政部门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警告，追回其冒领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情节恶劣的，处冒领金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

（一）采取虚报、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享受低保待遇的；

（二）在享受低保待遇期间家庭成员和收入情况发生变化以及户籍迁移时，不按本办法规定办理变更手续，继续享受低保待遇的。

第三十一条 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为他人出具虚假收入证明，骗取低保待遇的，由民政部门对出具证明的直接责任人员处以200元至1000元的罚款，并建议有关单位或者主管部门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人员给予行政处分。

第三十二条 从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对符合享受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拒不签署同意享受低保待遇意见的，或者对不符合低保待遇条件的家庭故意签署同意享受低保待遇意见的；

（二）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或者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

第三十三条 城市居民或者其他人员对民政部门作出的不批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减发、停发最低生活保障款物的决定或者给予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仍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则

第三十四条 本办法自2003年6月15日起施行。




　　摘要：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不断发展与壮大，但是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却少有“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争取地位法制化、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是非正规金融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本文试从宪政经济法学的视域下探求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

　　关键词：农村 非正规金融组织 宪政经济法学 法律规制

　　农村之金融关乎三农之全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发展与壮大顺应了我国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中的利益需求。短短六年间，政策的大力扶持成就了时下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蓬勃兴起，非正规农村金融有望由正规农村金融的“辅助”、“次要”和“补充”，发展为农村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们也应正视，相关立法的空白以及配套机制的缺失为农村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埋下了诸多隐患，亟需我们在“如何改革”的呼声背后深入强化“如何规制”的理性思考。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宪政经济法学释义

　　（一）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概述

　　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相对于官方的正规金融制度和银行组织而言自发形成的民间信用部门。目前，国际上最权威的定义认为，非正规金融是指那些游离于国家金融监管当局有效监管范围之外，由市场主体自发创造，服务于正规金融难以有效满足其金融需求的市场主体的金融活动。[1]在我国，非正规金融组织是经济二元结构的必然产物，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始见于学术文献，被习惯性俗称为“民间金融”[2]、“体制外金融”等，笔者尝试性地将其概括为以下七类（见表一）。

　　　　表一： 我国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形式及其法律状态一览表

主要类型　　　具体表现形式 　　　　　　　　　 规范化程度 法律状态

商业化银行　　农村民营商业银行、村镇银行、民办信合　高　　　合法

小额信贷　　　扶贫贴息贷款、小额贷款公司、私人银行　高　　　合法

社会保障　　　保险公司 　　　　　　　　　　　　　　 中　　　合法

民间自由借贷　个人或家庭之间自发的直接借贷、租赁　　低　　　合法

社会性聚会　　合会、摇会、台会、标会　　　　　　　　低　　　未规制

民间集资　　　典当行、信托投资公司、股权投资机构　　中　　　被抑制

其　 他 　　　农村合作基金会　　　　　　　　　　　　中　　　政策性取缔

　　20世纪70年代，美国金融学家爱德华•S•肖和罗纳德•I•麦金农提出了著名的“金融深化”理论。该理论一针见血的指明，金融抑制应该是非正规金融产生的体制性根源，主张打破政府当局进行金融抑制（行政抑制或税收抑制）所造成的恶性循环，彻底改革金融体制，大力扶持农村金融组织，打破金融市场的垄断格局；通过金融机构多样化，把发展中国家不同层次的经济与金融结合起来，消除区域经济的两极分化，实现经济平衡增长。[3]因此，经济的发达水平越高，金融的组织结构越丰富，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也就越多样化，反过来又加速了经济的发展，这一论断无疑为我国统筹城乡中“乡域”经济发展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宝贵的智力支持与理论指导。

　　（二）研究视域中的“破”与“立”

　　中国长期以来对农村金融问题的研究主要框限于制度经济与公共管理两种视角，缺乏关乎法律规制之强化的法治理念和制度安排。有的学者甚至担忧“当前的经济法学研究有成为经济学奴隶的危险”。毕竟“在经济学那里，‘稀缺’和‘效用’是核心问题；而在法学那里，‘秩序’和‘正义’才是问题的核心。”[4]学界现有的研究主题却很少深入农村经济组织内部，而从法学意义上阐释农村经济组织的文章更是少之又少。因此，从立意上讲，本文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视角探求农村经济组织的法制化路径选择的尝试可谓是有破有立，且又切合时宜。

　　在边缘经济学的视野中，宪政经济法学涵盖了经济学、政策性和法学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关注经济稳定与经济增长的法律规制与立法保障问题。第一，宪法与宪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视为是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宪政经济法可以看作是“私法公法化”的新型表现形式。日本学者美浓布达吉认为，公法关系不但在其权利义务的关系上和私法关系共通，即在权利义务的内容及种类上，公法和私法大部分亦是共通的。[5]理论与实践、公权与私权、现实阐释与未来预测的有机结合顺应了新的经济形式对新型法制的要求。第二，宪政制度与经济制度的结合并不能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一种抽象概念，而更应该是具体制度的结合才能对现实的经济运行产生良性互动。在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的演进过程中，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效益”以及“利益最大化”，难免会走向以牺牲长远利益来获取眼前发展的罪恶深渊；若是只片面强调经济部门法对农村经济利益的个别规制，势必会导致城乡贫富差距以及社会分配关系的不公正、不均衡发展。而若从基于宪政层面的经济法学的综合视角整体把握，将农村金融中的利益分配机制与宪法中公民的基本权利、社会的文化基础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相结合，方能实现我国城乡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第三，在制度层面，宪政经济法学的制度范畴非常广泛而立体，但笔者认为，农村金融问题主要与其中的财富配给制度相关。[6]首先，财富配给离不开国家的适度干预，服务型政府的善治是制度良性运行的重要保证。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作用的有效发挥，依赖于国家运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进行的宏观调控，由此可知，完善农村金融立法体系，加快区域性、机构性转移支付制度的启动，优化财富配给制度中的再配给制度，特别是社会保障制度是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法制化的路径选择；其次，公平正义是财富配给制度的价值追求，也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基本要求。在农村金融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实现行政法律关系、经济法律关系、社会经济关系的全面和谐。

　　二、新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改革的法律困境

　　美国著名传播学学者韦尔伯•施拉姆认为：“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变革常常从农业开始。”[7]在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金融市场面临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双重困境。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杂牌军”，其组织形式多变，随意性大，稳定性差，极易成为与“非法金融”相混淆的灰色地带，迫切需要得到国家的正名和认同；另一方面非正规金融作为“排头兵”，缺少成熟的准入、运行与退出机制，极易给各类投机分子以可乘之机。因此，缺乏“理性思考”与“法治关怀”的农村金融改革之路依然困难种种、障碍重重，如何变体外循环为体内循环，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与风险评估机制，关乎农村经济整体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一）内在缺陷易发风险危机，监管不力诱发体制漏洞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以道德为根基的非正规金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诚信危机”。首先，非正规金融组织不具备正规金融组织的制度规范性与程序正当性，没有做到也不可能做到对每笔贷款的贷前、贷中、贷后都进行严密、细致而周详的调查与审查，于是贷款者很难对借款者的信誉档案、贷款用途及还贷能力等达到应有的了解程度，由此导致了非正规金融组织风险的与日俱增。其次，欠缺严明的配套约束机制。以监管时间性为准，可将监管方式分为事前审查、事中跟踪调查和事后监督三种。事前审查侧重于对贷款前的身份验证、诚信测评、还贷估测等借贷一方关联信息的知悉与掌控，属于风险评估与防范机制的范畴；现代金融的功能往往集中于市场之上金融交易的过程之中，事中跟踪调查侧重于对借贷程序的严格遵守，属于正当程序的范畴；而事后监督则侧重于追究违反借贷规则的一方的法律责任。主要萌生于农村熟人社会的非正规金融组织，习惯于依赖潜规则与内心自制的约束，无论是监管理论指导和实践经验都相当匮乏。

　　（二）缺乏金融法制的立法理念、守法意识和法律定位

　　相对于城市，农村地区尤其是传统和贫困农区由于个体收入水平偏低，正规金融机构愿意提供的金融服务水平也相对较低，换言之，农户的收入状况构成其预算约束，决定了其金融需求的总体水平。一些非法分子趁人之危难，钻法之漏洞，高利放贷后挥霍、滥用甚至卷款潜逃，在人们心理上投下了“非正规者非法”的阴影。尤其是地下金融，一项由中国专家首次采用定量方法对地下金融现象进行的调查课题结果显示，中国农户只有不到50%的借贷是来自银行、信用社等正规金融机构，从非正规金融机构途径获得的借贷占农户借贷规模的比重超过了55%。对法律权威的挑衅、对社会安定的威胁以及对经济秩序的扰乱，使国家和地方政府在历史上长期对其实施打压、抑制的消极政策，形成了现在金融立法滞后在先，立法理念滞后尤甚的消沉局面。从我国规范非正规金融的有关法律法规看，我们一直采取的是金融抑制政策，视非正规金融为正规金融的对立面，单纯使用“一刀切”的办法，对农村非正规金融一律限制或者禁止，不让非正规金融有一点点生存的空间和余地。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合适的，更是行不通的。此外，农村金融没有明确的法律定位，其受重视程度离发达国家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