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


关于印发《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管理规定》的通知
银发[1997]390号



1997年9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人民银行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
现将《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管理规定》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并转发至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县联社及农村信用合作社。

附件: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的监督管理，规范农村信用社行为，保障其依法、稳健经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农村信用社，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的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农村信用社是独立的企业法人，以其全部资产对农村信用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其财产、合法权益和依法开展的业务活动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干涉。
第三条 农村信用社的社员，是指向农村信用社入股的农户以及农村各类具有法人资格的经济组织。农村信用社职工应当是农村信用社社员。社员以其出资额为限承担风险和民事责任。
第四条 农村信用社必须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方针政策，依照法规开展金融业务，不断改进金融服务，坚持为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服务的宗旨。
第五条 农村信用社要在提高资金使用流动性、安全性的基础上，努力提高资金使用效益，保持资产负债比例的合理性，实行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努力规避金融风险。
第六条 农村信用社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
农村信用社应当向所在县（市）农村信用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县联社）入股，并接受县联社的管理。
农村信用社接受行业统一的业务制度管理。

第二章 机构设立和变更
第七条 农村信用社营业机构要按照方便社员、经济核算、便于管理、保证安全的原则设置。农村信用社可根据业务需要下设分社、储蓄所，由农村信用社统一核算。分社、储蓄所不具备法人资格，在农村信用社授权范围内依法、合规开展业务，其民事责任由农村信用社承担。
第八条 农村信用社及其分社和储蓄所必须以所在乡镇、集镇、村名称命名。
第九条 设立农村信用社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规定的章程；
（二）社员一般不少于五百个；
（三）注册资本金一般不少于一百万元人民币；
（四）有具备任职资格的管理人员和业务操作人员；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设施。
本条第二、第三款数额可由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适当调整，报总行备案。
第十条 设立农村信用社，申请人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当地县（市）支行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申请书（应当载明拟设立的农村信用社的名称、所在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
（二）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资料。
第十一条 设立农村信用社，申请人应当填写正式申请表，并提交下列资料：
（一）章程草案；
（二）拟任职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副主任的资格证明；
（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发起社员名单及出资额；
（五）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的产权或使用权的有效证明文件和安全防范措施、办理业务必需的设施的资料；
（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提供的其他资料。
自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筹建之日起满六个月，仍不具备申请开业条件的，自动失去筹建资格，且六个月内不得再提出筹建申请。
第十二条 农村信用社筹建完毕，应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开业。其审批程序是：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初审，中国人民银行地（市）分行复审，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
经批准设立的农村信用社，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三条 农村信用社有下列变更事项之一的，需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其审批程序如本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
（一）变更名称；
（二）变更注册资本；
（三）变更营业场所；
（四）调整业务范围；
（五）变更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副主任；
（六）农村信用社的分立、合并。
第十四条 农村信用社的分社、储蓄所的设立、撤并，由农村信用社提出申请，报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审核，由中国人民银行地（市）分行批准，并颁发或注销《金融机构营业许可证》。
农村信用社分社、储蓄所的设立条件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规定。

第三章 股权设置
第十五条 农村信用社的注册资本金是农村信用社社员缴纳的股本金和农村信用社公积金转增形成的资本总额。
第十六条 农村信用社所有社员必须用货币资金入股，单个社员的最高持股比例不得超过该农村信用社股本金总额的百分之二。
农村信用社现存股份需重新登记、确认。
第十七条 农村信用社不得印制股票，只发记名式股金证书，作为入股者所有权凭证和分红依据。股金证书应载明认缴股金数额及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份额。
第十八条 农村信用社社员持有的股本金，经向本社办理登记手续后可以转让。
第十九条 农村信用社社员，经本社理事会同意后，可以退股。年底财务决算之前退股的，不支付当年股息红利。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二十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民主管理，其权力机构是社员代表大会。社员代表大会由本社社员代表组成。选举社员代表时每个社员一票。社员代表每届任期三年。
社员代表大会由理事会召集，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认为必要，可随时召开；经二分之一以上的社员代表提议，或三分之二以上的监事提议，也可临时召开。
社员代表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或修改农村信用社章程；
（二）选举或更换理事会、监事会成员；
（三）审议批准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批准农村信用社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五）对农村信用社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盘事项作出决议；
（六）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章程的修改，农村信用社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盘，要经社员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其他议案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以全体代表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
第二十一条 理事会是社员代表大会的常设执行机构，由5名以上（奇数）理事组成。理事均由社员担任，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和更换。每届任期与社员代表大会相同。
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召集和主持。每半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社员代表大会，并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社员代表大会决议；
（三）选举和更换理事长、副理事长；
（四）审定农村信用社的发展规划、经营方针、年度业务经营计划；
（五）聘任和解聘农村信用社主任、副主任；
（六）审议农村信用社主任的工作报告；
（七）批准农村信用社的内部管理制度；
（八）批准农村信用社内部职能部门和分支机构的设置方案；
（九）拟定农村信用社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十）拟定农村信用社合并、分立、解散等重大事项的计划和方案；
（十一）章程规定和社员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理事长、副理事长的选举和更换，要经理事会全体理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其他议案必须经理事会全体理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
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主持理事会工作；副理事长一至二人，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长、副理事长由县联社提名，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进行任职资格审查合格后，由理事会选举产生。
第二十二条 监事会是农村信用社的监督机构，由三名以上（奇数）监事组成。监事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和更换。每届任期同社员代表大会，行使职权到下届社员代表大会选出新的监事为止。监事应有社员代表、职工代表组成。理事、主任、副主任和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长召集和主持，每半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派代表列席理事会会议；
（二）监督农村信用社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三）对理事会决议和主任的决定提出质询；
（四）监督农村信用社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
（五）向社员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六）章程规定和社员代表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长的选举和更换要经监事会全体监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其他议案须经监事会全体监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
监事会设监事长一名，主持监事会工作。监事长由监事会选举和更换。
第二十三条 农村信用社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农村信用社设主任一人，为法定代表人，副主任一至二人。
农村信用社规模较小的，其主任、副主任可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兼任。
农村信用社主任由县联社推荐并进行考核，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进行任职资格初审，中国人民银行地（市）分行批准其任职资格后，由理事会予以聘任。
农村信用社主任全面负责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管理工作，组织实施社员代表大会和理事会的决议；
（二）提出农村信用社内部管理制度草案；
（三）提出农村信用社发展规划、经营方针和经营计划草案；
（四）提出农村信用社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五）拟定农村信用社内部机构设置；
（六）决定对工作人员的奖惩；
（七）征得理事会同意后，向县联社推荐副主任人选；
（八）章程规定和理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四条 农村信用社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主任、副主任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不得在党政机关任职，不得兼任其他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从事除本职工作以外的其它任何以营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第五章 业务管理
第二十五条 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农村信用社可经营下列人民币业务：
（一）办理存款、贷款、票据贴现、国内结算业务；
（二）办理个人储蓄业务；
（三）代理其他银行的金融业务；
（四）代理收付款项及受托代办保险业务；
（五）买卖政府债券；
（六）代理发行、代理兑付、承销政府债券；
（七）提供保险箱业务；
（八）由县联社统一办理资金融通调剂业务；
（九）办理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其他业务。
第二十六条 农村信用社必须按规定缴纳存款准备金。如需动用存款准备金，按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办理。
第二十七条 农村信用社对本社社员的贷款不得低于贷款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其贷款应优先满足种养业和农户生产资金需要，资金有余，再支持非社员和农村其他产业。
第二十八条 农村信用社坚持多存多贷、自求平衡的原则，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资产风险管理：
（一）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
（二）年末贷款余额与存款余额的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八十；
（三）流动性资产余额与流动性负债余额的比例不得低于百分之二十五；
（四）对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本农村信用社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三十。
农村信用社的资产负债管理和风险管理的具体办法由中国人民银行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农村信用社应按规定向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县联社报送信贷、现金计划及其执行情况，报送统计报表和中国人民银行所需要的其他统计资料。农村信用社对所报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

第六章 财务会计管理
第三十条 农村信用社执行国家统一制定的农村信用社财务会计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时向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报送会计报表。农村信用社不得在法定的会计帐册外另立会计帐册。
第三十一条 农村信用社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提取呆帐准备金和坏帐准备金。
第三十二条 农村信用社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制定的结算规章制度，按照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办理本地和异地结算业务。办理同城结算，可参加中国人民银行组织的同城票据交换和多边结算，也可通过县联社办理；办理异地结算可自由选择开户银行办理。
第三十三条 农村信用社应以县联社为单位，统一聘请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及财务状况进行审查。
第三十四条 农村信用社应定期向本社理事会、监事会报告其财务状况。

第七章 接管与终止
第三十五条 农村信用社在已经或可能出现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按有关规定对该信用社实行接管，对其进行整顿，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恢复正常经营能力。接管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接管期限届满，中国人民银行可视情况决定延期，但接管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
第三十六条 农村信用社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债务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解散。
农村信用社解散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
第三十七条 农村信用社因吊销许可证被撤销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
第三十八条 农村信用社资不抵债，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
第三十九条 农村信用社因解散、被撤销或被宣告破产而终止。

第八章 罚 则
第四十条 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设立农村信用社或农村信用社分支机构的，由中国人民银行予以取缔，没收其非法所得，并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 农村信用社超越批准的业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责令其停止超越部分的经营活动，没收其超越部分的非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二条 农村信用社违反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责令其纠正，并可处以五千元至二万元的罚款。
第四十三条 农村信用社违反本规定，除依照本章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外，情节严重的，中国人民银行可以责令其停业，直至吊销其营业许可证。
第四十四条 本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并执行。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和起诉，处罚决定生效。
对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期间和人民法院审理期间，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不停止原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四十五条 农村信用社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九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规定生效之前设立的农村信用社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应当在三年内依照本规定进行规范。具体方案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确定。
第四十七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解释、修改、废止。
第四十八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1990年10月12日颁布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暂行规定》同时废止。中国人民银行以前制定的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适用本规定。

附件:农村信用合作社县级联合社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简称县联社）的监督管理，规范县联社行为，充分发挥县联社的职能作用，促进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和有关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县联社，是指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由所在县（市）农村信用合作社（以下简称农村信用社）入股组成、实行民主管理、主要为农村信用社服务的联合经济组织，是企业法人。
第三条 县联社依法自主经营，自担风险，自负盈亏，自我约束，以其全部资产对县联社的债务承担责任，依法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其财产、合法权益及依法开展业务经营受国家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和非法干涉。
第四条 县联社的社员，是指向县联社入股的辖内农村信用社。县联社职工可以集中资金向县联社入股，其他法人和自然人不得向县联社入股。
第五条 县联社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金融方针政策，主要任务是对本县（市）的农村信用社进行管理和服务。县联社开展业务经营，坚持不与农村信用社竞争的原则。
第六条 县联社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
县联社接受行业统一的业务制度管理。

第二章 机构设立和变更
第七条 联社根据所在县（市）名称命名。
第八条 申请设立联社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本规定的章程；
（二）本县（市）内农村信用社达到八家以上；
（三）注册资本金一般不低于一百万元人民币；
（四）有具备任职资格的管理人员和业务操作人员；
（五）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安全防范措施和办理业务必需的设施。
本条第二、三款数额由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适当调整，报总行备案。
第九条 设立县联社，申请人应向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提交下列资料：
（一）申请书，载明拟设立的县联社的名称、所在地、注册资本、业务范围等；
（二）可行性分析报告；
（三）拟定的筹备人员的履历；
（四）中国人民银行规定提交的其他资料。
第十条 设立县联社的申请经审查符合本规定第八条规定的，申请人应当填写正式申请表，并向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提交下列文件、资料：
（一）章程草案；
（二）拟任职的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副主任的资格证明；
（三）法定验资机构出具的验资证明；
（四）发起社员名单及出资额；
（五）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的产权或使用权的有效证明文件和安全防范措施、办理业务必需的设施的资料；
（六）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资料。
第十一条 县联社的设立，由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报中国人民银行地（市）分行审核，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并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备案，由中国人民银行颁发《金融机构法人许可证》，并凭该许可证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领取营业执照。
第十二条 县联社的下列变更事项，应事先报经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
（一）变更注册资本；
（二）调整业务范围；
（三）更换理事长、副理事长和主任、副主任；
（四）更换机构名称和营业场所。

第三章 股权设置
第十三条 县联社吸纳所在地农村信用社的入股资金，必须符合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向金融机构投资入股的有关规定的要求。
第十四条 县联社的注册资本总额由社员的入股资金和县联社的公共积累转增资本金构成。
第十五条 每个社员入股金额不得低于五万元，不得高于县联社股金总额的百分之二十。
第十六条 县联社社员必须用货币资金入股，不得以债权、实物资产、有价证券等折价入股。
第十七条 县联社不得印制股票，只发记名式股金证书，作为社员入股所有权凭证和分红依据。股金证书应载明认缴数额及所享有的所有者权益份额。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八条 县联社实行民主管理，其权力机构是社员大会。社员大会由理事会负责召集，表决时每个社员一票。
社员大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理事会认为必要时，经二分之一以上理事提议，或三分之一以上社员提议，可以临时召集社员大会。
社员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制定或修改县联社章程；
（二）选举和更换理事、监事；
（三）审议和批准理事会、监事会工作报告；
（四）审议县联社的发展规划和对农村信用社业务的管理办法；
（五）审定和批准县联社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亏损弥补方案；
（六）对县联社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事项作出决议；
（七）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章程的修改，县联社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要经社员大会以全体社员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其他议案必须经社员代表大会以全体社员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
第十九条 县联社设理事会。理事会是县联社社员大会的执行机构，由五至十一名理事组成。理事由联社社员大会选举和更换，每届任期三年，可连选连任。理事会会议由理事长召集和主持。每半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
理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召集联社社员大会，并向联社社员大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县联社社员大会决议；
（三）审定县联社的经营方针、年度业务经营计划；
（四）批准县联社的内部管理制度；
（五）批准县联社的人员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
（六）聘任和解聘县联社主任、副主任；
（七）审议县联社年度财务预、预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八）批准县联社内部机构设置及调整方案；
（九）提出县联社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等重大事项的计划和方案；
（十）章程规定和社员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理事会理事长、副理事长的选举和更换，要经理事会全体理事的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其他议案必须经理事会全体理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
理事会设理事长一人，主持理事会工作；副理事长一至二人，协助理事长工作。理事长、副理事长由理事会选举产生，可连选连任。
第二十条 监事会是县联社的监督机构，由三至九名监事组成。监事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和罢免。每届任期与理事会相同，监事应有社员代表、职工代表组成。理事、主任、副主任和财务负责人不得兼任监事。
监事会会议由监事长召集和主持，每半年召开一次，必要时可随时召开。
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向联社社员大会报告工作；
（二）派代表列席理事会会议；
（三）监督县联社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
（四）监督县联社履行其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责；
（五）对理事会决议和主任的决定提出质询，并要求复议；
（六）监督县联社经营管理和财务管理；
（七）章程规定和社员大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监事会决议必须经监事会全体监事的二分之一以上多数通过。
监事会设监事长一人，主持监事会工作。监事长由监事会选举和更换，可连选连任。
第二十一条 县联社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主任负责制。
县联社设主任一人，为法定代表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县联社正、副主任由县联社社员大会选举，中国人民银行县（市）支行初审，中国人民银行地（市）级分行复审，报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行批准其任职资格后，由理事会聘任。
主任和副主任可以由理事长、副理事长兼任。
主任全面负责县联社的管理经营，行使下列职权：
（一）负责管理辖内农村信用社的业务活动，提出工作方案并组织实施，保证辖内农村信用社顺利开展业务并健康发展；
（二）主持县联社的管理经营工作，组织实施理事会的决议；
（三）拟定联社内部管理制度草案；
（四）拟定县联社发展规划和经营计划草案；
（五）拟定联社年度财务预、决算方案和利润分配方案；
（六）提出符合县联社特点的人员管理制度和奖惩制度草案；
（七）拟定县联社内部机构设置及调整方案；
（八）决定对内部工作人员的奖惩；
（九）推荐副主任人选，报理事会审议；
（十）任免县联社的中层管理人员；
（十一）根据县联社人员管理制度和工资制度聘任或解聘职工；
（十二）章程规定和理事会授予的其他职权。
第二十二条 联社的理事长、副理事长、主任、副主任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不得在党政机关任职，不得兼任其他企事业单位的高级管理人员，不得从事除本职工作以外的其他任何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活动。

第五章 基本职责
第二十三条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县联社对辖内农村信用社行使以下管理职能：
（一）根据全国农村信用社统一的规章制度，制定辖内农村信用社人事、劳资、信贷、财务、会计、稽核、保卫等方面的具体制度办法并组织实施；
（二）管理农村信用社人事、劳资，统筹解决农村信用社职工退职退休经费；
（三）制定并检查、考核农村信用社信贷、财务收支计划执行情况，稽核、辅导农村信用社业务和财务；
（四）监察、处理农村信用社案件，组织指导农村信用社做好安全保卫工作；
（五）协调有关方面的关系，维护农村信用社的合法权益；
（六）综合汇总农村信用社的会计、统计报表，按规定及时上报；
（七）其他管理职能。
第二十四条 县联社为辖内农村信用社提供以下服务：
（一）组织农村信用社之间的资金调剂；
（二）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参加资金市场，为农村信用社融通资金；
（三）办理或代理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清算和结算业务；
（四）组织管理农村信用社的社团贷款；
（五）组织做好农村信用社的现金供应和回笼；
（六）筹集、管理农村信用社风险防范基金；
（七）组织农村信用社职工培训教育；
（八）组织经验交流，为农村信用社提供各种信息咨询服务；
（九）其他服务职能。
第二十五条 县联社在做好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管理和服务工作的前提下，自身也可以办理存款、贷款等业务，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县联社办理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执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的有关规定。
第二十六条 县联社执行国家统一制定的农村信用社财务会计制度，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真实记录并全面反映其业务活动和财务状况，编制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并汇总全辖农村信用社的会计报表，及时报送中国人民银行。县联社不得在法定的会计帐册外另立会计帐册。
第二十七条 县联社应聘请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报表及财务状况进行审查。
第二十八条 县联社应定期向理事会和监事会报告其财务状况。

第六章 接管与终止
第二十九条 县联社已经或可能出现信用危机，严重影响存款人利益时，中国人民银行可以按有关规定对该联社实行接管，对其进行整顿，改善资产负债状况，恢复正常经营能力，接管期限不得超过十二个月。接管期限届满，中国人民银行可视情况决定延期，但接管期限最长不超过两年。
第三十条 县联社因分立、合并或者出现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需要解散的，应当向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申请，并附解散的理由和支付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债务清偿计划，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后解散。
县联社解散的，应当依法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由中国人民银行监督清算过程。
第三十一条 县联社因吊销许可证被撤销的，由中国人民银行组织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按照清偿计划及时偿还存款本金和利息等债务。
第三十二条 县联社不能支付到期债务，经中国人民银行同意，由人民法院依法宣告其破产。
第三十三条 县联社因解散、被撤销和被宣告破产而终止。

第七章 罚 则
第三十四条 县联社超越本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服务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中国人民银行有权责令其停止超越部分的经营活动，没收其超越部分的非法所得，并处以一万元至三万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则责令其停业，直至吊销其营业许可证。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的行政处罚，由中国人民银行决定并执行。当事人对处罚决定不服的，可在接到处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在收到复议决定通知书之日起十五天内向人民法院起诉。逾期不申请复议和起诉，处罚决定生效。对不执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强制执行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复议期间和人民法院审理期间，不影响原处罚决定的执行。
第三十六条 县联社及其工作人员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按有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八章 附 则
第三十七条 本规定生效之前设立的县联社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应当在三年之内依照本规定进行规范，具体期限由中国人民银行一级分行确定。
第三十八条 本规定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负责解释、修改。
第三十九条 本规定自颁布之日起生效。中国人民银行以前制定的农村信用社管理的有关规定与本规定相抵触的，适用本规定。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军

政治哲学观的转变与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

徐军


摘要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逐渐从斗争哲学观转向和谐哲学观。这种转变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立法与司法都将产生重大影响。在斗争哲学观下，中国刑事诉讼是作为一种专政的工具而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缺失。在和谐哲学观下，对中国刑事诉讼法进行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理念为指导，理顺几大重要关系；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还刑事诉讼的本来面目；改革相关刑事诉讼原则、制度与具体程序；加强制度创新，全面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增设诉讼和解制度，通过和解方式化解社会矛盾，减少不和谐因素。通过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将刑事诉讼定位为社会矛盾的化解器，消除刑事诉讼的行政化倾向，突出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功能。

关键词：斗争哲学；和谐哲学；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诉讼和解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and the Remodification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XU Jun



Abstract: With the change of main antinomy of our country and the influence of tradition cultur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radually changes from conflict philosophy view to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This change will have important influence on our country lawmaking and judicatory of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In the struggling philosophy view, crime litigation of our country is a kind of autocracy tool, criminal suspect and accused person are lack of the human rights guarantee. To modify the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in the harmonious philosophy view, we should abide by harmonious principle, manage to deal with several important relations; carry on relocating the value, target and function etc. of code of criminal court, return the original appearance of crime litigation; reform related crime litigation principle, system and concrete proceedings; strengthen system innovation, carry out loose and strict mutually to help pertaining to crime policy, increase to establish litigation to reach agreement system, through reaching agreement to dissolve society antinomy, reduce inharmonious factors. Through modifying the code of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again, position the pertaining to crime litigation as society antinomy’s dissolving machine, cancel its administration tendency, stand out its human rights guarantee function.

Keywords: conflict philosophy; harmonious philosophy; Criminal Litigation Law; remodification; the litigation reconciliation agreement


　　一般来说，任何有意识的行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基础之上的，是这种哲学观的具体外化，尤其是作为比较重大的、具有持续性的政治活动。所谓政治哲学观，是指有关政治及政治活动的基本观点和方法[1]。从几十年的革命与建设实践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哲学观有一个从最初的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逐渐转变的过程。刑事诉讼法作为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作为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测震器”，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哲学观的影响，从而也有一个理念转变的过程。因此，在即将到来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我们应当根据中国共产党政治哲学观的转变，适时地对中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和一些具体制度作一些调整，以便更加充分地发挥其秩序与人权的保障功能。

一、斗争政治哲学观向和谐政治哲学观的转变

　　斗争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矛盾辩证法，主要是从对立面的斗争性的视角出发，揭示其正反两个方面的对立性、冲突性、离异性、排斥性在事物发展中的本质规律，把“一分为二”的矛盾观作为普遍的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则以批判旧事物和摧毁旧世界为己任，重在运用剧烈的冲突方式进行革命性的斗争，崇尚“正义就是斗争，一切都是通过斗争和必然性而产生”，坚守的是“否定性的原则”。在思维方式上，提倡用矛盾的思维方法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突出对立面的斗争性在事物发展中的动力和源泉作用[2]。和谐政治哲学观产生于系统辩证法，是指多样性的统一和对立要素的有机结合。基本前提条件是异质差分要素的存在，和谐产生于对立，相同的东西不能产生和谐，正所谓“和而不同”。主要从对立面的同一性的视域出发，强调异质要素通过有序有机的结合，在相反相成中实现互动、互补、互利、协调、和平、和解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机理，把“合二为一”作为方法论。在价值取向上，以求同存异共同发展为目标，崇尚“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重在用平和的手段化解异质要素间的各种矛盾，遵循的是“肯定性的原则”。 “和谐”与“斗争（矛盾）”都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属性，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作用的结果就是决定了谁在处理各种矛盾之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绝不是非此即彼，更多的是以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方式存在。和谐哲学政治观与斗争哲学政治观，究竟谁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取决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
　　斗争哲学观之所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哲学观，这是由其产生的背景和初期的历史使命所决定的。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旧中国，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决定了其历史使命就是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压在人民大众身上的三座大山，夺取政权，改造中国社会。革命是一种社会的质变，是一种你死我活的争斗，这种历史使命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主要思想武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从敌我矛盾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生产力与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本质上大都是人民内部的利益冲突，它们与夺取政权改造社会不一样，在性质上属于一种量变。解决这种矛盾的主要方法应当是发展生产力，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是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唯物辩证法质量互变规律的要求，斗争哲学观应当逐渐退居从属地位，和谐哲学观应取而代之占据主导地位，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在很长时期内，斗争哲学观仍是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基础。究其原因，主要是建国初期国际国内还比较严峻的形势使然。长期的战争环境使初期的执政者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习惯于从对立和斗争的视角思考问题，以至于在社会已经发生质变，对抗性矛盾基本消失时仍奉行斗争哲学。同时，斗争哲学观向和谐哲学观的转变，是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升华，需要一个循序渐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要经过一段时间才可以完成。
　　直到改革开放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哲学自此逐渐有所转变。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强调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明确指出：“我们党已经从一个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一个领导人民掌握着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中国共产党政治任务的转变导致其斗争哲学观逐渐向和谐哲学观转变。党的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和谐社会的认识不断深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命题。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该决定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个全局性、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大课题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系统地回答了“为什么要构建和谐社会，为谁构建和谐社会，构建什么样的和谐社会，依靠谁构建和谐社会，怎样构建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明确提出“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这不仅深化了中国共产党对科学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一步明确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而且也标志着和谐政治哲学观正式取代斗争政治哲学观而成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
　　以和谐哲学为主导的政治哲学观，就是要全面深刻地理解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承认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在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方法上要深刻认识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从而促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1]。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和谐政治哲学观并非凭空而来，它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状况所决定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新时期的发展和应用。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着与近代完全不同的形势。从国际上看，一方面，和平、发展、合作成为时代潮流，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深入发展；另一方面，国际环境复杂多变，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在这种国际形势下，我们虽然不能完全放弃斗争哲学观，但在和平与发展的主题下，更主要的任务是发展国内经济，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从国内看，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不断加强，综合国力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社会政治长期保持稳定；另一方面，中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的任务艰巨而繁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不是一个要推翻既有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问题，而是要完善、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和营造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再加上我们所面临的这些矛盾，在性质上大都属于新时期人民内部性质的矛盾，是社会发展中的矛盾，是由于社会各个方面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它们虽然也严重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影响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涉及社会的公平和公正。但解决这些矛盾的方法，不是对抗的、强力的，而只能是和谐的方式和途径[3]。随着时代主题的变换，从斗争政治哲学观转向和谐政治哲学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思想作风的具体体现，这种转变，必将引发人们思维方式和思想观念的重大变革。
　　应该指出的是，和谐政治哲学观之所以成为新历史发展阶段的主导政治哲学观，也是批判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合”思想的结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深厚的“和合”思想这一主线。“和合”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4]。可以说，和谐政治哲学观的提出，是传承和弘扬了“和合”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合理内涵，是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扬弃。

二、斗争政治哲学影响下的刑事诉讼法

　　无论是斗争政治哲学观还是和谐政治哲学观，都是解决矛盾与问题的方法和手段，而刑事诉讼法也是为了解决矛盾的，即主要解决国家与犯罪行为人之间的矛盾。政治哲学观和刑事诉讼法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刑事诉讼法是在一定的政治哲学观指导下制定和实施的，因此不同的政治哲学观将直接影响到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
　　斗争哲学观，也就是将矛盾的双方置于一种对立的立场，解决的方法就是将其中一方予以消灭，或将其中一方的抵抗力完全解除，使其受另一方控制。这种斗争哲学观体现在刑事诉讼中，也就是将犯罪行为作为一种敌对行为看待，国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的是一种高压态势，以及时、又准又狠地打击犯罪分子为价值导向，至于如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如何才能保证程序公正，并不是这种哲学观影响下的刑事诉讼的目标。以这种哲学观为指导的刑事诉讼的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中国“文革”时期的砸烂公检法，完全抛弃诉讼形式而以运动方式打击犯罪分子。
　　在中国1979年刑事诉讼法产生时期，虽然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已经确立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但斗争哲学观仍有相当影响。这种影响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就有相当体现，其重要表现就是刑事诉讼法基本上是作为一种专政工具而存在的，公检法三机关都是专政机关。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基本指导思想上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如该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以宪法为根据，结合我国各族人民实行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经验和打击敌人、保护人民的实际需要制定。”立法目的显示出浓厚的阶级斗争色彩，而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根本就没有纳入该法律的考虑范围。二是诉讼构造上，控、审不分，实行的是一种超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诉讼主体地位而沦为诉讼客体，应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在斗争哲学的语境下，矛盾解决追求的是及时有效，感觉只有这样才能及时恢复被破坏的社会秩序，而不是保障程序正当与尊重对方的主体地位。控、审不分，有利于使参与刑事诉讼的司法机关形成一种打击犯罪的合力，而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可以说，这种诉讼构造正是斗争哲学在刑事诉讼法中的最好注解。三是诉讼行政化倾向严重，法院主动调查取证，承担追究被告人有罪的责任，并在审前移送案卷，导致审前有罪预断。一般来说，主动出击从而掌握主动权，这是取得斗争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从这点来说，法院主动参与刑事诉讼，这不仅是其作为专政工具的体现，也是其完成所承担职责的重要条件。四是没有规定无罪推定原则。实行无罪推定，不仅说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在于控诉方，也说明在法院判决之前被告人就是无罪的，控诉方不能随意剥夺、限制其合法权利，这对于司法机关查明、证实、指控犯罪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合法的诉讼权利具有重要的保障作用。在斗争哲学的指导下，这种保障是没有存在余地的。也正因为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不仅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而且也是当时学界的一种忌讳。
　　1996年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虽然较1979年《刑事诉讼法》有了很大进步，但受斗争哲学观影响的痕迹仍较明显，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处理仍然带有一种专政意味，只是没有1979年《刑事诉讼法》严重而已。其主要表现有：一是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仍没有改变，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的现象时有发生。如司法实践经常发生的刑讯逼供现象；对某些案件不切合实际下达办案指标；还有公检法三机关实行联合办案制度，时不时召开联席会议，对某些案件在实体处理上实行未审先定。这些现象的发生，其实都与斗争哲学不无联系。二是无罪推定原则没有得到完全的确立。虽然有人认为，结合检察机关免予起诉制度的取消、检察机关举证责任的加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同称谓的区别，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的就是无罪推定原则，但一般认为，该条规定的只是法院的统一定罪权，而不是无罪推定原则。时隔十余年，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取得长足发展的情况下，无罪推定原则作为现代刑事诉讼法的最基本原则竟然没有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得以确立，不能说没有斗争哲学的影响。三是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人权保障措施缺失，对侦查措施缺乏有效控制。在具体程序与制度上，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1979年《刑事诉讼法》修改较多的是审查起诉程序与审判程序，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进步也主要体现在这两个阶段上，而侦查程序却没有太多变化。为此，1996年《刑事诉讼法》“继承”1979年《刑事诉讼法》专政色彩较多的也主要存在于侦查程序。缺少诉讼性而行政化极浓，侦查措施没有受到有效制约，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没有得到切实保障，律师介入举步维艰，这是1996年《刑事诉讼法》侦查程序的特点，也是斗争哲学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留下的最深的痕迹。四是在证据的运用上，遵循的是“口供本位”，而非“物证本位”。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这样的规定，导致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把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作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和捷径，也就意味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可能按照司法机关的意图必须供述有可能存在也有可能根本不存在的“犯罪事实”，事实上造成当事人承担了一部分举证责任，自证其罪，也难以避免司法机关为获取当事人的口供，而采取指供、诱供、刑讯逼供等违法取证方式，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国家司法机关当成追诉犯罪的一种工具。五是没有建立有效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非法取证行为往往侵害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将非法取得的证据予以排除，不仅是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证证据的客观真实性，而且是为了维持刑事诉讼程序的公正性与合法性，以免刑事诉讼沦为行政治罪的工具和专政的手段，杜绝“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莫须有的罪名”等一些出入人罪、违背现代法治理念现象的发生。中国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虽然有一些有关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定，但由于缺少相关的配套措施，在实践中很难起到其应有的作用。这样，中国刑事诉讼法实际上也就相当于没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而也就少了一道防止中国刑事诉讼在实践中滑向行政治罪工具的保障。

三、和谐政治哲学指导下的《刑事诉讼法》再修改

　　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以和谐政治哲学作为指导思想，借鉴国外有益立法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情况进行相应修改。具体来讲，应当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其一，以和谐观念为指导，在宏观上和理论层面理顺好几大关系。和谐社会的前提性条件是对各种主体、各方利益、各种形态的社会存在予以广泛认同和尊重，社会自身的多元化、多层次化是和谐社会的前提与基础。正是“和”而不“同”的现实本身才产生了和谐的需要。如果无“异”，也就没有必要强调“和”。因此，和谐社会是元素互补、功能互补的社会，是“彼此互动”的社会，是个体与个体的动态关系得到很好对待的社会。其体现在刑事诉讼法上，就是要解决好以下几方面关系：首先是刑事诉讼法与其他法律的关系，这是刑事诉讼的外部和谐问题，包括刑事诉讼法与宪法、刑法以及民事法律规范的关系等，只有处理好这几方面关系，才能处理好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途径之间的关系，使它们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其次是处理好刑事诉讼各阶段之间的关系，如侦查和起诉，起诉和审判，审判和执行等方面的关系。处理好这些关系，其实也就是处理好不同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只有理顺这些机关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制约关系，才有可能在中国刑事诉讼法中消除行政化倾向。再次是处理好权力和权利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追诉权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权保障之间的关系。刑事诉讼中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追诉权力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刑事诉讼程序性质的风向标。权力处于压倒性地位，权利得不到保障，这是专政性质的行政治罪程序；权力受到抑制，权利得到保护与张扬，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刑事诉讼程序。我国目前要做的就是对追诉权力进行一定程度的抑制，防止其过分扩张而压制权利、侵害权利。
　　其二，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如前所述，中国目前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尽量使用和平的手段即正当的诉讼手段化解，而不能使用专政的手段来解决。据此，以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目标，应对刑事诉讼法的价值、目标和功能等进行重新定位。在刑事诉讼制度的价值上，不仅要强调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统一，更要将社会关系的恢复作为其最终目标；要充分认识到正义的实现，不仅仅需要刑罚和强制，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刑事诉讼制度的目标上，要强调刑事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不能仅将犯罪行为打击了事，还要致力于弥补被犯罪行为破坏了的社会关系，使社会秩序真正回到稳定和谐的状态中来。在刑事诉讼制度的功能上，应将刑事诉讼法从过去的专政工具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矛盾的化解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