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伤害导致特异体质被害人死亡应属意外事件
作者：聂仲起、李华民、李旺城

一、基本案情
犯罪嫌疑人刘某，男，37岁，某铁路局工人。
2002年12月20日16时许，犯罪嫌疑人刘某与同事胡某下班后，到一饭店喝酒吃饭。酒后，二人在同住的房间内，因琐事发生口角。刘顺手从床下拿起一根工作用的铁撬棍（长约1.7米，直径约3公分），朝胡某左右摆动抡打，将胡打倒。后刘某伙同他人将胡某送往医院，胡经抢救无效死亡。尸检报告显示，死者胡某前额部左侧皮下出血，符合钝器伤的特点，分析为钝器作用所形成。对照《人体轻伤鉴定标准》的有关规定，该部位未构成轻伤。通过进一步对胡某的左前额部出血区进行解剖与检查，发现硬脑膜完整，脑组织蛛网膜下腔广泛出血，以双颞及基底部为重，基底节池区可见积血及血凝块，将血凝块去除后可见前交通支动脉有一囊状血管瘤，瘤体上有一小破口，小脑扁桃体疝形成，颅底未见骨折。 尸检表明，胡某是因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造成颅压增高小脑扁桃体疝形成，压迫脑干致呼吸循环衰竭死亡的，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是胡某死亡的直接原因。结合案情分析，胡某是因刘某用撬棍抡打其头部诱发血管瘤破裂而死的，刘某的抡打行为是胡某死亡的诱因。
二、分歧意见
关于刘某行为的定性，存在较大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造成被害人死亡属意外事件，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理由为：（1）被害人胡某头部支动脉长有一囊肿血管瘤，即使没有外伤，只要有情绪激动或者其它原因，也可导致脑动脉瘤破裂出血死亡；（2）刘某只是一时性急，随手拿起平时所用的劳动工具，向胡某摆动，无意识地打到了胡某的头上。被害人胡某的外伤仅是前额部左侧皮下出血，伴有挫伤和左前额皮下出血，尚未达到轻伤标准；（3）刘某并不知晓被害人胡某头部长有血管瘤，不可能也不应当预见对方受到这点外伤或精神刺激就会导致死亡的严重后果。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刘某用铁棍抡打对方，应当预见自己这种行为可能导致胡某非伤即亡的结果；（2）被害人胡某虽患有疾病，但其在被刘某打伤之前并无异常表现，正是因为刘某的殴打行为才使被害人情绪激动，同时受到外力打击，导致血管瘤破裂死亡。
第三种意见认为，刘某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理由是：（1）刘某明知自已的行为会使对方造成伤亡后果，被害人或伤或亡均应在其主观可预见的范围之内，刘用铁棍打击对方行为，反映了其伤害对方的主观故意；（2）在客观方面，确实由于刘某的打击行为致胡情绪激动、头部受外伤，并诱发其血管瘤破裂后死亡，因此，刘某击打被害人胡某的行为，与胡某的死亡存在着必然的因果关系。
三、评析意见
本案特殊之处在于，被害人胡某属特异体质之人，该种人因身体内已潜伏有疾病根源而与健康人体质有异，这种根源一旦受到外来打击或刺激即导致疾病发作。具体到本案，对于被害人胡某死亡之结果，犯罪嫌疑人刘某应否负刑事责任，应负何种责任，笔者同意前述第一种观点。刘某对于被害人胡某的特异体质是无法预见的，虽然其行为导致被害人脑动脉瘤破裂出血，造成颅压增高，形成小脑扁桃体疝，最后因小脑扁桃体疝压迫脑干致胡某呼吸循环衰竭而亡，但刘某在主观上对胡某的死亡没有过错，被害人胡某的死亡属意外事件，刘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不应承担刑事责任。具体理由如下：
1、从刘某行为的主观方面看，对于被害人胡某的死亡结果，刘某没有过错。本案中，是否应由刘某承担刑事责任，关键是看犯罪嫌疑人对胡某的死亡结果在主观上有无故意或者过失。我们知道，在刑法学理论上，过失分为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但无论哪种过失，都必须以行为人“应当预见”、“可以预见”为前提条件，即对危害结果有“预见能力”。而本案中，被害人胡某年轻力壮，虽然患有囊肿血管瘤，但平时毫无征象，胡某的同事们均不知其患有此病，因此犯罪嫌疑人刘某对可能导致的胡某死亡的后果是无法预见、也不可能预见的。刘某与胡某系同一班组工友，尽管在胡某死亡之前，与刘发生了一定矛盾，但二人尚未达到相互要致对方到伤亡程度的地步。
2、从刘某客观行为看，虽然犯罪嫌疑人刘某对被害人胡某实施了用铁棍击打行为，并造成胡某轻微伤，与胡某的死亡结果有一定的联系，但绝不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必然的因果关系，其中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根据法医鉴定，刘某打胡某所造成的损伤结果不构成轻伤。司法实践中，如果以伤害罪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受害人的伤情必须达到轻伤标准以上，这己成定论。本案中刘对于胡某的这种伤害结果，尚未达到追究刘某刑事责任的程度，因此，应排除刘某涉嫌故意伤害罪。刑法第十六条规定：“行为在客观上虽然造成了损害结果，但不是出于故意或者过失，而是由于不能抗拒或者不能预见的原因所引起的，不是犯罪”。本案刘某的行为即属于这种情况，因认定为意外事件。综合全案，从伤害结果上看，不能认定刘某属故意伤害；从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分析，不能认定刘某属过失致人死亡，因此，刘某不应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刘某应对胡某的死亡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钢珠”是否应被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

王政


近日江苏省徐州市某区法院在认定一起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案时，将被告人王某购买违禁仿真气手枪时所配送的圆形“小钢珠”（总计29200粒）认定为“弹药”，对被告人判处“非法买卖枪支、弹药罪”。此案引发出一场关于“钢珠”是否属于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争论。

一、相关争论观点的主要依据和理由
（一）支持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钢珠作为仿真气手枪工作时所使用的“耗材”，是与仿真气手枪一起使用的，二者之间的关系相当于真正意义的枪支和子弹的关系。
2、钢珠被装入仿真气手枪的弹夹后，经安装二氧化碳气瓶提供动力，被击发离开枪支后可能产生同真枪弹药类似的杀伤力。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弹药”应包括军用子弹、气枪铅弹和其他非军用子弹，这里仿真枪所使用的“钢珠”应理解为属于其他非军用子弹性质。

（二）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主要依据或理由是：
1、目前法律上没有明文把“钢珠”定义为弹药。
2、仿真气手枪所用的钢珠与自行车等机械产品轴承所用的钢珠在规格、型号、质地上没有任何实质的差别，该种钢珠在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可随意公开大量出售。
3、通常理解的弹药是指枪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等具有杀伤能力或其他特殊作用的爆炸物的统称。也就是说弹药属于“爆炸物”的范畴，钢珠没有“药”，自己不会爆炸，不属于“爆炸物”，自然也不应属于弹药。

二、“钢珠是否定义为弹药”的法律意义分析
毫无疑问，支持或反对钢珠为法定意义上弹药的两种对立观点似乎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司法实践中，采用两种不同的观点对有关涉案人员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却差异极大。主要是因为：
（一）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弹药行为可以构成独立的罪名。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枪支、弹药、爆炸物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其他非军用子弹一百发就可以构成犯罪，五百发以上就可能因数量较大而被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如果钢珠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在上述案例中，29200多粒钢珠应被看成是“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相当严重”，对有关涉案人员自然应处以较重的刑罚。
（三）如果钢珠不被理解成“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在有关涉及枪支的案件中，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不被看成是犯罪，而仅将其作为一个酌定的参考因素或情节考虑，那么在有关此类涉枪案件中，涉案人员可能不会单纯因制造、买卖、运输钢珠行为而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所以，“是否将钢珠定义为弹药”，其蕴涵的法律意义重大，司法实践必须认真仔细对待这一问题。

三、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不应被看成是犯罪行为
就笔者个人的观点而言，司法判决中将“钢珠”认定为法律意义上的“弹药”是不合适的。依据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目前关于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法律规定及钢珠的物理用途、属性和市场销售情况，在与枪支相关联的案件中，司法人员不应将涉案人员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钢珠看成是弹药，不应单独根据有关涉案钢珠的数额来决定是否给有关涉案人员判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弹药罪的刑罚。其主要理由如下：
（一）我国《刑法》第三条规定“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依照法律定罪处刑；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罪行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目前我国制定的各项法律或法规没有一处明确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如果司法实践将“制造、买卖、运输、储存钢珠行为”按相关涉及弹药的犯罪处理，自然是违反我国刑法“罪行法定”基本原则的。
（二）如果将钢珠理解为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非军用子弹”，则属于对“弹药”的扩大解释。这种扩大解释除了不符合“弹药”字面的基本文意外，还不能够很好地解释“钢珠”可以在各类五金公司、商店或自行车修理部门随意公开大量出售的社会现实。我们总不应作出“钢珠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是弹药，不与手枪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就不是弹药”的选择性或任意解释吧。因为钢珠和打钢珠的枪支是完全可以分开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不能以“二者是否在一起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为标准而进行是否是“弹药”的定性。
（三）钢珠是否具有“杀伤力”不应被看成是法律所禁止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的重要理由。因为凡是具有一定硬度（如石头）、毒性（如药品）或表面锋利（如水果刀）的器物如果被用于犯罪都会具有杀伤力的。离开了枪支，离开了使用枪支的法律主体，钢珠自己是不会产生法律意义上的杀伤力的。对于仿真枪支而言，刑法既然规定了“非法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该类枪支的行为”是犯罪，就足能够达到通过刑法的警示作用来实现预防或减少使用该类枪支和钢珠犯罪的目的，就没有必要再将该类枪支使用的“钢珠”看成是“弹药”而单独定罪处罚。因为钢珠毕竟不同于真枪专用的子弹、炮弹、手榴弹、炸弹、地雷、火药等物品的特性，该些物品一般是作为专门武器使用的，在一定条件下单独使用会产生爆炸现象，不需要借助器械而具有杀伤能力。
（四）从刑法“谦抑”的角度讲，对不利于犯罪行为人的解释，刑法应尽可能地避免适用；否则，对有关行为人很可能会被处以超常规的重刑，从而意味着不公正的刑罚适用。因为国家对涉及枪支弹药犯罪的处罚，本来就相当地严厉，目前就连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群众狩猎或娱乐用的气枪、火枪、猎枪或仿真枪械的行为都纳入到刑法重点调整的范围内。在此法律背景下，司法实践如果将涉枪案件中的“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钢珠的行为”都看成是“制造、买卖、运输或储存弹药的行为”必将会扩大刑事犯罪的打击范围，给人以“严刑峻法”之嫌。一般社会公众如果认为刑法过于严苛，很可能会因法律适用不公正的缘由而更加藐视法律，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不和谐因素。

总之，笔者坚决赞同将“钢珠”不视为法律意义上“弹药”的观点，并且希望有关立法或司法部门及早发布权威性法律文件予以明示，以避免此类案件法律适用或量刑不一所造成的混乱情形继续发生。

2006年11月17日星期五

（作者简介：王政，系北京市中企国盛律师事务所合伙律师，现为北京市律师协会公司专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公司证券、房地产和诉讼等方面的法律业务，擅长刑事辩护，具有多年律师执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