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程序改革及公安机关应对之策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已2003年10月列入十届全国人大立法规划, 目前立法机关正会同法学专家及有关部门进行研究。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将以制约权力、保障人权为导向，对侦查程序和强制措施进行重大改革。此次改革将导致我国侦查制度发生重大变革，从而对公安机关侦查职权、侦查体制和侦查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公安机关必须高度关注、认真研究、提前应对。
一、侦查程序改革的背景

（一）依法治国不断推进。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依法治国”的方略，随之九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十六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2004年3月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又将“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及“政治文明”写进宪法。在这种形势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完善，司法改革运动蓬勃发展，全社会实行法治的大环境基本形成。

（二）公民权利意识增强。受市场经济发展、民主政治推进和世界范围人权运动的影响，我国公民的权利观念和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社会公众对安全与自由、公正与效率的期望值均有大幅提高，人们不再甘于成为刑事司法程序任意处置的客体与对象。反映在侦查上，就是广大群众不仅要求公安机关能够迅速、及时破案，还要求公安机关必须公正、文明执法。这种背景下，如果公安机关侦查能力和执法水平不能与时俱进，就难免陷入被动挨打、倍受社会指责的境地。

（三）刑事司法趋于国际化。在全球化趋势下，各国刑事司法制度日渐趋同，特别是联合国有关人权条约规定的刑事司法国际准则，普遍为世界各国遵循。近年来，我国先后加入或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10多项国际条约。这要求我国刑事司法必须向国际标准靠拢，逐步认同和接受无罪推定、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对强制措施实行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律师自由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讯问时允许律师在场等诉讼原则和制度，达到“联合国刑事司法准则之最低标准”。

二、现行侦查程序的弊端

（一）对侦查权监督制约不够。我国法律赋予公安机关强大的侦查职权，如有权自行决定除逮捕之外的拘传、拘留、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有权自行采取搜查、扣押、冻结等强制性侦查行为。事先不需司法机关批准，事后不受司法机关审查。侦查权的行使，更多的是依赖侦查机关的自律，缺乏制度性的有力监督。导致实践中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滥施强制措施、超期羁押等现象屡禁不止，侦查机关和侦查工作受到社会各界的质疑与指责。

（二）犯罪嫌疑人权利缺乏保障。侦查机关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有权自主采取各种侦查手段和强制措施。对此，犯罪嫌疑人只能被动服从和配合，无从申请司法机关介入和提供保护。同时,犯罪嫌疑人和律师享有的诉讼权利十分有限，犯罪嫌疑人在讯问中负有如实陈述的义务，不享有沉默权;律师不享有调查取证权和讯问时的在场权，会见权也受到种种限制。因此，我国侦查程序凸显秘密性和封闭性，犯罪嫌疑人在侦查中处于类似客体的地位，权利难以有效保障。这与联合国有关国际条约的要求相距甚远，也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不协调。

（三）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产生冲突。1996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的做法，确立了控辩式庭审模式,增强了庭审的对抗性、辩论性。但是，与之密切关联的刑事审判前程序，特别是侦查程序，却依然沿袭纠问式的体制，控辩双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这使得侦查程序与庭审程序之间出现严重不协调，从而部分冲击和抵消了庭审制度改革的所追求的效果。

三、侦查程序改革的内容

（一）建立对强制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参照联合国刑事司法国际准则及世界各国通行做法，由法院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对侦查机关采取的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如逮捕、搜查、扣押等，进行审查和批准，是侦查程序构造的理想状态，也是我国侦查程序改革的远景目标。目前，考虑我国宪法体制和基本国情，可发挥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作用，由其对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进行审查、批准。同时，为强化司法救济，应允许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就强制措施和强制性侦查行为，向作出决定的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仍不服的，应准许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在听取双方意见的基础上，作出维持或者撤销的裁定。

（二）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考虑我国目前侦查资源严重不足、侦查技术水平相对落后的实际情况，目前尚不宜规定英美式的明示沉默权。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3条关于“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应当如实回答”的规定，又存在许多问题。不仅违背了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条约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而且容易引发刑讯逼供。因此，刑事诉讼法修第93条规定应予废止，并增加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

（三）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诉讼权利。在侦查阶段，赋予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讯问时的在场权、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阅卷权等，有助于增强侦查程序的公开性和有效保护人权，我国立法应逐步采纳。目前，考虑到我国刑事犯罪形势、犯罪嫌疑人经济能力和律师队伍现状，尚不宜完全赋予律师上述权利。但为保证侦查取证客观、全面进行，应赋予犯罪嫌疑人及其律师在侦查阶段申请保全证据的权利。在侦查初始阶段，可继续实行侦查机关“可以派员在场”的做法，但在侦查进行一个阶段后，就应当准许律师同在押犯罪嫌疑人会见联络，侦查机关不得派员在场及进行限制。应逐步推行讯问时律师在场制度，如在羁押场所建立律师值班制度，由值班律师现场监督讯问过程，并在讯问笔录上签字。这样，既可杜绝刑讯逼供发生，又可增强口供的合法性和证明力，防止犯罪嫌疑人动辄翻供。

（四）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目前仅由司法解释加以规定是不够的，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明确规定“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利诱、欺骗等非法方法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应予排除，不能作为定案倒根据”。同时，为解决刑讯逼供难以证明的问题，可规定“举证责任倒置”制度，即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举出一定事实、指控执法人员对其刑讯逼供时，应由控诉机关承担“没有实行过刑讯逼供”的证明责任。为有效遏制非法取证，对通过非法口供间接获取的其他证据，以及使用违法手段获取的实物证据，我国立法应逐步确立排除规则。在目前阶段，对前者，只要该证据本身收集程序不违法，可规定不予排除;对后者，则应区别对待，交由法院依据违法的程度来裁量是否排除。

（五）将技术性、秘密性侦查措施纳入立法。将电话监听、秘密录像等技术侦查手段，及诱惑侦查、卧底侦查等秘密侦查措施纳入刑事诉讼法立法，是侦查法治化的要求。但鉴于此类侦查手段和措施的特殊性、高度机密性，刑事诉讼法对此只应作一些原则性规定，不宜过于细致。在审批权限上，由于此类侦查措施基本不涉及对公民人身、财产的强制，所以仍可交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但必须向检察机关报告备案。这样，既可以保证侦查效率，又便于检察机关监督，并有助于增强秘密获取证据的合法性与可采性。

（六）羁押部门与侦查机关分离。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和监狱、劳教所、强制戒毒所一样交由司法行政部门管理，有利于分权制衡，避免犯罪嫌疑人长期处于侦查机关的单方控制之下。从而有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权益，减少刑讯逼供现象发生。

四、公安机关的应对之策

（一）提高认识，更新观念。

侦查程序改革的目标取向，一是合理约束侦查权，二是有效保障人权。因此，改革必然带来对侦查机关职权的限制与剥夺，从而影响侦查机关的侦查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国家对侦查工作的投入严重不足，导致我国侦查机关对侦查职权的依赖性相当大。许多同志之所以反对侦查程序改革，原因之一就在于对强大侦查权的迷恋。但必须认识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政治文明的大环境下，侦查机关绝不能再单纯依赖侦查职权维持侦查能力，更不能把侦查效率建立在对公民合法权益的损害之上。不可否认，侦查职权的限制会一定程度地削弱侦查能力，但这是侦查法治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完全可以通过推广运用科技手段、转换侦查模式、完善工作机制、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工作加以弥补。

（二）多策并举，大力提高侦查能力

新时期，公安机关要提高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驾驭社会治安局势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和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这“四种能力”的提高，都离不开侦查能力，侦查能力是公安机关的核心能力之一。在侦查程序法治化背景下，只有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不断提高，方可保证打击犯罪力度不减、社会治安不会反复。因此，根本的应对之策，在于提高侦查能力。当前，提高侦查能力，应在三个方面下工夫：

1、加强侦查信息化建设，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模式。在坚持传统 “由案到人”传统侦查模式的同时，为增强打击犯罪的主动性，提高侦查效率,有必要通过加强刑事犯罪情报信息工作、秘密侦查和技术侦查工作，强化“由人到案”的侦查方式。特别是对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预谋犯罪、毒品犯罪、假币犯罪等没有明确犯罪现场或者具体受害人的案件，应坚持主动进攻，开展内线侦查和秘密侦查，获取证据，打击犯罪。

2、大力发展刑事技术，提高侦查工作科技含量。为根除口供主义的影响，提高发现、揭露和证实犯罪的能力，必须摒弃“由供到证”的落后侦查模式，推行以物证为中心的新型侦查模式。侦查机关必须更新观念，加大投入，积极学习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增强主动运用科学证据和科学手段办案的意识。不断提高侦查活动的科技含量。

3、推进动侦查队伍专业化建设，提高队伍战斗力。要建立和完善侦查人员的录用、考核、晋升、淘汰机制，激发队伍活力，稳定侦查人才队伍。要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制定系统完整的训练规划，使每名侦查人员都能定期接受侦查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培训，具备独立完成侦查、预审、诉讼的能力。要根据实战需要，引进一批精通外语、计算机、法律、心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提高侦查队伍的专业化程度。并建立全国侦查专家人才库，培养一批破案能手、审讯专家、犯罪心理专家、刑事技术专家，发挥他们在攻坚克难中的作用。

不良信用记录？——解读准贷记卡透支及其还款记录
近日，因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笔者与住房公积金中心进行了“第一次亲密接触”，没想到这次亲密接触并非特别顺利，问题出在一张工商银行“准贷记卡”上。2002年，笔者办理了一张准贷记卡。记得当时的工商银行信用卡章程规定的透支最长期限为30天，因此笔者也养成了透支后30日内还本付息的习惯。而按照2009年2月22日起正式实施的《中国工商银行牡丹信用卡章程》规定“准贷记卡透支利息自银行记账日起，按人民银行规定的透支利率计收单利，透支期限最长为60天。”
在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过程中，笔者按要求打印了一份《个人信用报告》。其中“信用卡最近24个月每个月的还款状态记录”栏目出现了大量的“1”。按照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人员解释，此栏目中出现“1”，即为负面信息或不良信用记录，而出现“1”连续三次或者24个月内出现六次，则拒绝发放公积金贷款。为此，笔者不得不研究这一问题。因本人所持有的卡均系工商银行信用卡，本文仅以工商银行为例。
一、“1”的含义解读
我国《征信管理条例》于2009年10月13日首次全文征求社会各界意见，2011年7月23日第二次征求意见，迄今并未出台，而且该征求意见稿中，仅使用了“不良信用记录”一词，并未加以界定。那么，《个人信用报告》是不是所有的“1”都属于“不良信用记录”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在《个人信用报告》中，准贷记卡的“1”是表示透支1-30天；而对于在贷记卡，“1”表示未还最低还款额1次。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解释，《个人信用报告》中的数据，只是代表所收集的事实，而对于这一事实的属性的判断，则由阅读报告者自行判断。
首先，我们来分析下贷记卡还款记录中的“1”。贷记卡是允许透支的，而且具有免息期、最低还款额等优惠措施，实际上是很宽松的透支—还款政策。贷记卡的“免息期”，即为从透支之日起至次月25日为止，最长56日，最短25日的一个期间，在此期间内全额还款，则合同之债消灭，且不产生任何违约责任。所谓“未还最低还款额1次”，即是在免息期届满之内，未还款或者还款数额没有达到最低还款额，属于逾期，产生违约责任。
其次，就准贷记卡而言，虽然也属于信用卡，但是其还贷方式却与贷记卡有所不同。准贷记卡是不具有“免息期”的，从透支之日起就计算利息。但是，准贷记卡同样有一个期间，即60日的“最长透支期限”。在此期限中还本付息，合同之债同样归于消灭，同样不产生违约责任的问题。
第三，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管理局局长邵伏军同志主编的《百姓征信知识问答》一书，其中，明确指出：“准贷记卡的24个月还款状态出现“1”或“2”，为什么不能说是负面信用记录？这是由准贷记卡的性质决定的，24个月还款状态中出现“1”或“2”，并不意味着准贷记卡处于不正常状态，实践中，多数商业银行视准贷记卡客户在60天内还款为正常还款，不会影响该客户新的授信申请。客户当月只要使用了准贷记卡，并且没有在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数据前还清，在还款状态中就被记为透支，即还款状态表示为“1”。
二、两种“1”的本质不同
透支，是一种合同法上的借款合同，由于出借方为金融机构，且采用格式合同，故各商业银行一般采用“章程”的形式加以规定。其实，在《个人信用报告》中还款记录中，贷记卡的“1”与准贷记卡的“1”本质上确实是完全不同的，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结论正确，但是其理由，表达的不够清楚。兹试叙如下：
首先，贷记卡的“免息期”与准贷记卡的“最长透支期限”具有相同的法律性质，即一种法律期间。这种法律期间是基于格式合同而产生，因透支行为发生而开始计算。这一期间的届满二者有所不同：贷记卡的免息期届满，是在每个月的固定期日，而准贷记卡的最长透支期限，在期间达到60日后届满。无论透支是否计息，本质上，二个期间都属于合同的履行期间，在履约期间履行还款，均为正常还款。
其次，所谓不良信用记录，实际上是一种违约事实的记录。在贷记卡中，“1”所代表的“未还最低还款额1次”，即代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后的违约责任发生一次。这种违约一般称为“逾期”，属于不良信用记录。而在准贷记卡中，“1”所代表的，仅仅是仍处于合同履行期间的一次透支行为，而不存在“逾期”问题，更不产生违约责任。准贷记卡的透支行为，合同履行期间实际上是60日，只有60日届满后仍未还款，即还款记录出现“3”的时候，才能完全确定为违约责任发生一次。因此，正如征信中心所解释“1”或“2”，根本不能说是负面信用记录。
第三，在准贷记卡征信问题上，征信中心的这种设计是不科学的，导致记录本身不准确。按照征信中心的说法：准贷记卡客户当月只要使用了准贷记卡，并且没有在商业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报送数据前还清，在还款状态中就被记为透支，即还款状态表示为“1”。按照“报送数据”（似乎是每月8日）时间为准这种设计，违约行为发生后，很可能不被记录。如，在8日之前产生违约状态，但是在8日之前又延迟履行完毕的一些违约记录，是不可能被记录下来的；再如，8日后透支，次月8日前还清，虽然透支20多日也不会记录。
三、余论
个人信用报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目前在征集、管理和利用中，确实存在大量不科学的问题。对“不良信用记录”明确加以界定，就是其中一个即为重要的方面。而这者不单单是银行业或者征信中心本身的问题，也与信息利用者的素质密切相关。最后谈几个于此问题相关的问题，作为“余论”。
1、《信用报告》只是作为基础数据的作用，在证据体系中仅仅相当于事实，而对事实的评判，则是利用者的工作。我国住房公积金中心的法律地位应当属于法律授权的组织，尽管相关法律尚未完善，但是，其审批属于行政法上的具体行政行为，其发放贷款贷为给付行政，一切行为应当受行政法制约。以行政权为基础判读《信用报告》其行为性质虽然与商业银行行使经营自主权不同，但是，对于“负面信息”“逾期”“恶意透支”等现象的判断标准应该与商业银行以及征信中心完全统一，即应当以违约责任发生为准绳，这也是合理判读信用信息的唯一准绳，决不能另搞一套。
2、应当加速有关立法进程。一方面，在征信报告的判读标准方面，国家应在《征信管理条例》制定中统一规则，凡是征信利用者均应遵守，无论商业银行、住房公积金中心抑或其他单位个人，庶几可以避免很多混乱。另一方面，各商业银行如何掌握松紧（如多少违约次数才能为不良信用之认定），固然是其经营自主权，但是，作为不是商业银行、而应当受行政法约束的“住房公积金中心”，在不良信用尺度上制定全国统一的科学标准，不是由各地住房公积金中心“自行掌握”，限制各中心的自由裁量权，以期其行政行为走上法制化轨道。这两方面，都必然需要加速立法进程才能实现。
3、对于是否放贷这一涉及行政相对人重大利益的行政决定，必须给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救济。在办理贷款过程中，有关申请表格居然赫然写着类似“对住房公积金中心是否放贷，不得提出异议”这一类词句，以规避纠纷，是在是不明智之举。现实中，对公积金中心提起行政诉讼之案例，已不罕见。如，邵阳市中院在判例中认为，邵阳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是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具有行使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的审批权及行政处罚权，具备行政主体资格，其贷款审批行为属于行政行为事实上，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事实上，不但对于住房公积金中心，对于社会保障机构，退休人员对于退休金有疑义的，也应该进行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毕竟，法律授权的组织行使的乃是行政权。在这些并非政府机关的“法律授权组织”面前，每个人，不论公务员、法官、大学教授，还是企业、银行业员工，都是事实上的或者潜在的行政相对人，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才是最可怕的。
二○一一年九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