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在公安、司法实践中如何识别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


改革开放的最终目的是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一切弊端，推进人类社会的文明、前进和发展。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经济体制改革牵动了一系列经济体制内的改革,有的是强制性的,有的是与时俱进的。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成功的,是世人瞩目的。但随之而来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如就销售模式的改变问题，是一个涉及到数以百万计国有、集体、个私企业的问题。侦查、检察、审判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各种经济犯罪，证明犯罪主体身份时势必要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现笔者就公安、司法实践中如何识别我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作一些探讨，供大家参考。
一、 销售主体的改变
销售模式其实是一种销售方式，是销售主体通过流通领域，运用销售方式销售商品的一种活动。其流程是：商品——流通领域——消费者；具体操作为：销售主体——商品——销售人员——营销方式——流通领域 〈市场〉——消费者。
计划经济下的销售主体主要是国有、集体企业和一些个体商贩。国有、集体企业占所有销售主体的百分之九十八以上，其中国有企业占主导地位，其它居于次要地位。以前我们外出时通常能看到一些企业的名称前面都冠有“国营”两个字，连一些集体的饮食店、供销社也冠有“国营”的名称；在公安、司法实践中要认定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主体，很间单，没有任何异议。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国进行了 经济体制的改革，到目前为止，确立了按照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要求，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二十几年的改革成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展壮大了国有经济，同时也使许多国有企业改变了性质，采取了多种有效实现形式，积极推行股份制，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各级政府加大了对个体、私营等各种形式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帮助力度，初步建立和逐步规范了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主要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主体演变而来，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以及个体、私营企业等销售主体，销售主体就变得复杂。
在公安、司法实践中 要认定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必须先查明企业性质。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加工企业，连法人登记都没有，根本无法查明，在诉讼阶段，就有一些典型案例引起司法界、法学界的争议和争论。
二、 销售人员的身份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是明确的，习惯统称“供销员”。所谓“供销”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采购〈供应〉原材料，推销〈销售〉商品的行为。企业的供销员负责两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购；二是推销。
所有的供销员都是企业的正式干部职工，一些大中型企业把人事、劳动部门分开，干部由人事部门管理，职工由劳动部门管理；一些小型企业把人事、劳动部门合并为统一科室进行管理。公安、司法机关要确认其身份，到所在单位调阅一下档案就可以。那时个体经商人员的成分不叫供销员，有一个固定称呼，叫个体商贩。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我们把他们统称为“销售人员”。现实中有称：“业务员”、“推销员”、“销售员”、 “供货员”、“委托产品销售代理人”、“代理人”等；工作职责与计划经济体制下大致相同，负责销售主体的采购、推销工作。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身份是复杂的，有正式干部职工，有合同聘用制销售人员。其中聘用的销售人员有长期、短期的区别。国有、集体企业、公司和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公司管理规范，公安、司法机关要确认销售人员的身份，到企业查一下档案就可以。但是有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公司内部管理混乱，没有建立档案管理制度，一旦企业被诈骗或被侵害时，无法维权，无法举证。可谓：“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说！”如某市公安机关今年三月份侦破了刘某涉嫌特大职务侵占一案，涉及到证实犯罪嫌疑人的“销售人员”身份时，由于是私营企业，内部档案管理混乱，连起码的聘用合同、销售合同都找不到了，公安机关为了证实其身份，只好到外地客户去调查取证，花费了一些本不该花费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教训很深刻。
三、 销售人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的改变
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员的待遇主要体现在：供销员拿销售主体的固定工资，领出差补贴，一切福利待遇与正式干部职工同等。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人员的待遇主要体现在：没有固定的工资待遇，销售方式普遍实行“责任制”。国有、集体企业、公司和一些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还比较好，在实行“责任制”的同时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待遇尚能落实，如保险、统筹等销售主体都能解决。一些不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销售人员的待遇就没有保障，尤其是一部分不讲信用的个体、私营企业等销售主体拖欠、克扣现象严重，纠纷频繁。这种现象在沿海发达地区尤为严重。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供销员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人员待遇和销售方式方面最大的区别是：销售行为与销售业绩是否挂钩的问题，前者不挂钩，后者挂钩。 计划经济体制下供销员的采购、推销行为不落实“责任制”，不与业绩挂钩，干好干坏一个样。
市场经济体制下销售主体对销售方式普遍落实了各种“责任制”，而这些“责任制”名目繁杂，形式多样。如“包干制”、“包底销售制”、“地区产品委托销售制”、“利润分成销售制”、“让利销售制”、“某某销售制”等。
如某市公安侦查机关今年二月份办理了一起挪用资金案件，涉及到犯罪嫌疑人挪用货款的问题。在侦查阶段，公安机关对其销售方式、销售人员身份进行了调查确认：销售方式是“包干制”，即销售主体以低于出厂价格提供给销售人员商品，并送货到客户，承担运费、税收，不拿固定工资，自负盈亏年终到销售主体结账；身份是销售主体正式聘用的销售人员。由于销售主体内部管理混乱，“包干制”有缺陷，销售主体对销售人员的销售活动、资金回笼等无法监控、管理，“包干制”流于形式，给犯罪嫌疑人钻了空子；在报捕阶段，个别司法机关的经办人员的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对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人员身份识别不清，认为证明犯罪主体证据不足，不批准逮捕。后来公安机关直接向检察机关移送审查依法起诉，最后审判机关认定被告人有罪判了刑。由于侦查、检察机关对该案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认定有异议，严重地影响了办案的质量和速度，造成了打击不力的现象。
从公安、司法实践中大家体会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安、司法机关要查清供销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很容易，有档案可查。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公安、司法机关要查清销售人员的待遇及销售方式很难，原因在于：
〈1〉销售主体复杂。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实体区别巨大，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公安、司法机关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公安、司法人员之间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标准，有的公安、司法人员平时不注重学习，思想僵化，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区别不清，常常因案件的一些细节争执不下，影响了办案的速度和打击的力度；
〈2〉销售方式千变万化，没有固定的形式。在销售活动中销售主体说了算，不能以一句营利和亏损来概括。
如某市公安机关2002年11月在初查一起职务侵占案件中，发现一销售主体从营销策略上去做文章，临时搞部分商品底于出厂价进行亏本销售，具体销售活动由销售人员进行，销售主体没有书面授权，也没有文字记载，只是电话通知，又没有原始记录，时间一长，大家都说不清楚了，年终结账时将亏损部分都算到销售人员上。销售主体以涉嫌职务侵占犯罪将销售人员告到公安机关。虽然该案侦查机关没有立案，但销售人员的名誉受到了侵害，这些都是销售方式上存在的问题；
〈3〉档案不全，销售主体被侵权后无法举证。国有、集体企业、公司，规范的个体、私营企业等，内部管理规范，各种规章制度健全，档案完整。但是一些小的企业、公司，特别是一些个体、私营企业，在聘用销售人员、福利待遇、采用销售方式等方面，没有任何档案或原始记载，甚至连本台帐都没有，发生案件、纠纷后，自身无法举证，公安、司法机关调查取证、诉讼活动困难重重。
2002年10月份，某县公安机关派员到沿海一个发达的城市去调查一起职务侵占案件，在当地公安机关的配合下找到一个个私公司的老板，意图取一个证据，要求个私老板提供财务账，一问才知道哪有什么财务账，他做生意从来不建账，收支全在自己的口袋里，本来可以通过查一下账目，个把小时就能解决的事情，却无法进行。由于这份证据是定案的关键，某县公安机关前后三次找他，制作了三份笔录，最后还是达不到要求，真是劳命伤财。
四 、销售环节的变化
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环节是计划性、指令性、层层进货、批发，一件商品从出厂到消费者手中，环节、手续繁杂。在公安、司法实践中收集证据容易。
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环节是根据市场变化而定的，最突出的一点就是销售环节的简单化，一般商品取消了计划、指令性。销售主体根据市场需求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消费者可直接向销售主体进货，在流通流域减少了许多环节，减轻了生产、销售成本，缩短了资金周转周期，提高了资金运作效率。
在公安、司法实践中也碰到一些实际问题，特别是一些不规范的个体、私营销售主体，在销售过程中手续简化，凭信用销售，给违法犯罪分子钻了空子。销售主体一旦被诈骗或其它侵权，自已无法举证，公安、司法机关也存在着调查取证难等问题，许多涉嫌经济犯罪的案件最后演变成经济纠纷，这种案例不胜枚举。
笔者认为：在现实经济活动中，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已走下历史舞台，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已初步建成、逐步规范。但是在公安、司法机关的内部，一些执法者平时不注重学习，业务水平不高、观念陈旧，认识还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年代，对市场经济体制下复杂的销售模式、销售主体、人员、方式、环节变化识别不清，遇到一些疑难经济犯罪案件感到束手无策，无法适应新形势下的公安、司法机关的正确执法、司法活动。因此公安、司法人员只有在讲政治、学法律、懂业务的同时，注重学习、掌握、识别市场经济体制下的销售模式的内涵、外延及其规律性，才能正确履行好职能，严厉打击涉嫌经济领域违法犯罪活动，才能依法整顿、建立良好的经济秩序，创造适应经济建设的软环境，才能真正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




浙江省丽水市公安局程旭光
2003年5月


国务院 中央军委


国务院、中央军委批转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离休规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的通知

1984年9月25日，国务院、中央军委

国务院、中央军委同意总政治部《关于军队干部离休规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关于军队干部离休规定中若干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
为贯彻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军队干部离职休养的暂行规定》（〔1982〕1号文件）和《关于军队执行〈国务院关于老干部离职休养制度的几项规定〉的通知》（〔1982〕16号文件），对军队干部离休的若干具体问题，提出以下处理意见：
一、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16号文件第一条规定可以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是指：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前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建国后入伍、建国前在解放区参加革命工作并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在敌战区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一九四八年底以前享受当地人民政府制定的薪金制待遇的，也可以享受离休待遇。
个人生活部分凡享受以下供给制的，属于“供给制”：（一）伙食按规定享受小灶、中灶、大灶；（二）服装、棉被等生活用品；（三）极少的普通津贴费。实行部分供给、部分工资制的（含包干制），可视为供给制。除此之外，其他支付形式不属于供给制。建国前享受过供给制待遇，也享受过薪金制待遇的，按享受供给制待遇对待。
二、原在日伪军政单位，以及由日伪军政机关直接开办的企业、事业单位服务，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到同年九月二日期间，被我军接管后入伍或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不享受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离休待遇，可以享受解放战争时期参加革命工作的干部离休待遇。
三、随离休干部易地安置的配偶及待业子女、未成年子女，接收安置地区应准予落户，需要安排工作的，由当地人事、劳动部门安排。
离休干部的子女，从军队复员、退伍到离休干部安置居住地落户时，当地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应接收安置。
四、离休干部从外地到北京、上海、天津（以下简称“三市”）安置的，按以下条件掌握：
（一）离休干部配偶和子女在“三市”有常住户口，离休干部只身进“三市”安置的；
（二）离休干部的独生子女在“三市”工作并有常住户口，因工作需要，调离确有困难的；
（三）离休干部原籍是“三市”，本人是独生子女，原籍有父母需要照顾的；
（四）离休干部从“三市”入伍，其配偶从同一市迁出随军、同一市又有子女的；
（五）离休干部原籍是“三市”远郊区、县的，可到原籍远郊区、县安置；
（六）离休干部原籍是“三市”，离休时在新疆、青海、西藏或边防、海岛以及远离居民区等特别艰苦地区工作的。
五、离休干部跨省、跨市、跨县易地安置的，发给安家补助费。在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1号文件颁发前易地安置的，不发安家补助费。
六、离休干部夫妇只安排一户住房和一套营具，由职级高的一方负责安排。营具可按规定标准配备，也可发给营具费。要求配发营具的，按规定标准配发，已按标准配发的营具，归个人所有，不再发给营具费，超标准配备的营具应予收回；要求自购营具的，按标准发给营具费，节余归己，超支不补。营具费标准，按总后勤部规定执行。
七、离休干部经批准发给护理费的，不再发给公勤补助费；在生活基本能够自理后，经医院证明，由所在单位报请大单位政治部批准，停发护理费，改发公勤补助费。
八、离休干部按国发〔1982〕62号文件规定享受的生活补贴，按总后勤部财务部（83）财工字第003号通知执行。
九、各大单位按每个离休干部每年一百五十元计算，作为特需经费列入预算，统一掌握，主要用于解决离休干部的特殊困难和必要的经费开支。此项经费列入福利费科目专项报销。
十、离休干部身边无子女的，按照顾在职干部的规定，由当地人事、劳动部门负责调一名在外地工作的子女（包括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到离休干部安置居住地工作。
十一、在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16号文件公布以前，已按国务院、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规定批准离休而不符合国务院、中央军委〔1982〕16号文件规定离休条件的，不再改动。
十二、符合离休条件或已经离休的干部，触犯国法、党纪、军纪，经中央军委批准可取消其离休资格，移交安置地区人民政府管理。作退休或作其它处理的，分别按有关规定办理。作退休处理的，生活费标准按中央军委的决定执行。作其它处理的，生活费标准按有关规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