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法制环境

陈平

在长期的基层司法实践工作中，我感悟很多，十多年与法律密不可分卧爬滚打的磨练，也脉诊了基层法治软肋症结之所在。完备而健全的法律规定只是法治基础，创制一个良好的法律执行机制，建立一个好的法制环境才是法律之根本。如何改善、营造一个好的法制环境？这么大的命题似乎不是一个人微言轻的法律工作者忧心的范围。但在平淡生活的瞬间，如果你看到没有背景的弱势一方卑屈坐在法庭上的身姿和无助的眼神；看到他们用粗糙的手笨拙翻看诉讼材料时那份对法律的敬重；发现基层政治不正常的正常潜规则现象，或许你就如我现在一样，有抒发感慨的冲动和欲望。我承认我对基层法制的消极看法不尽正确，写社会阴暗面的评说对还算公职人员的我影响在所难免。但总要有人对影响法制，甚至践踏法制的现象声撕力竭的呐喊一声，纵有触雷的爆裂也无所畏惧的勇气啊。
九十年代初期，笔者从部队到基层从事司法行政工作，我发现在司法办公室坐班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多少法律理论，恐怕高中学历都没有。我就怀疑他们平时到底是怎么处理这么多纠纷的，我想通过处理一起案例来展示法律的运用，也让他们观摩一下、学点调处技巧。很快我就接手一夫妻吵架申请调处的纠纷，男的身着撕烂的衣服满脸怒气坐着一声不吭，女的披散着头发哭声不停，我和善地劝解女的不要伤心慢慢叙述原委，但双方似乎都不理会我对该纠纷的规范法律讲解，折腾一上午不但没有结果，反而办公室里哭闹更甚，正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我认为没有多少学识的同事要我退出调解，他走进办公室后拍着桌子大喝一声，哭闹声噶然而止，调解不到十分钟，这夫妻双方握着工作人员的手不停感谢，高高兴兴离开乡政府司法办公室。事后同事告诉我，这叫“拍桌子”调解法。其后我用该法调解民事纠纷屡试不爽。这个阶段人们习惯于服从行政管理，几乎没有多少法律意识，政府官员习惯于自己就是法律代表的自我定位。乡党委、政府领导在遇到“刁民”及难缠之事时，会立即召集司法办出动“镇压”，司法办的工作人员满脸严肃地在现场亮相，一言不发就能起到立竿见影的平息效果。我怎么也想不通这样的效果不是来源于法律，而是行政的威慑力，是对司法、公安职能模糊混同的错觉效应。
随着国家法制的不断完善，经济的高速发展，大量进城务工农民在实践中的觉醒，人们的法律意识逐渐增强。国家倡导依法治国，政府必须依法行政。但公平而严实的法律规定与局部利益、官本位的矛盾和冲突依然存在，人们仍然不崇尚法律的权威，认为法律是公平的，而执法之人仍操生杀予夺法外大权。笔者在湖南某少数民族县法律服务从业实践中感受很深，记得有一起离婚案件，法院开庭后主审法官处置不妥，致原、被告双双丢弃需监护照顾的婚生小孩在法庭而一走了之，代理一方的某法律工作者用尽可以联络委托人的方式都没有得到回音。法院领导为此大发雷霆，分管民审的副院长带领民事审判庭室领导到到该法律工作者就业的机构兴师问罪，主观推定该行为系由代理的法律工作者所致，某一资深法官厉声呵斥：“要停止所有法律工作者在本法院的一切代理行为”其官本位意识、法官特权思想在这句话中已经体现的淋漓尽致。
笔者在接办诉案过程中感受颇深的还有，如果委托人是国家公务人员、特别是领导级别公务员的家人、亲戚或朋友，他们通常在与我们沟通交流中，首先考虑的是通过关系，如请客、找其领导打招呼等方式把承办法官摆平，或者直接找法院领导过问，而不会过多考虑法律操作，这是不是办理诉讼案件的关键所在？我想，用这个方法有用无用抛开一边，我就想说作为国家公务人员遇到由法院处理的纠纷，首先用的处置方法是走关系，证明他们是不太相信法律的，其内心对法律的信仰是很弱的；或者他们认为此法是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要是这样的领导调到法院工作，那他们这固有的想法会改变吗？我想只不过“行”改为“受”而已。有很多非常简单的案件诉到法院后，有背景的人打了招呼或有份量的人过问了，这个案件要么“冷处理”搁置不判；要么判决结果并不符合法律规定。当然，我这里还要阐明的是，法院有很多身负正义感、有同情心、有抱负、非常公正的法官，他们在处理案件时遇到领导干预的情形，内心也是痛苦的，既不能向当事人说明，又要遭当事人白眼。
笔者认为法制环境的好坏，取决于党政领导、执法者对法律的信仰程度，对法律的遵守程度，单纯一味追求要老百姓守法是空洞而苍白的要求。乡镇级别的领导应该是普法的重点，笔者曾代理一起山林权属争议纠纷，受理调处机关是镇人民政府，在出席镇政府组织的调处会议时，我们出示了代理公函、委托授权等法律手续后履行代理职责，出席调处会的村党支部书记马上对一方出现代理人的情况提出质疑，其意为：
1、请律师、法律工作者代理山林纠纷处理要浪费很多金钱，花钱不值得，案子还不是要镇政府处理，能不能请代理人退出并把收的钱退出来；
2、对方请代理人没有通过组织同意，也没有告诉对方，搞突然袭击是不行的；
3、请镇领导裁定是否允许代理人出席调处会议。
镇政府分管农、林、水的副镇长答复：“代理人是可以出席会议的，依法办事嘛，但必须与政府保持一致，否则出现问题要由代理人负责”。我们沿袭行政规矩向镇领导汇报式的解说，我们根据法律规定依法履行代理职责等等。但其后加入调处阵容的镇领导发话了，说：“你们知道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决定吗？收农民的钱打官司不觉得有愧吗？你们知道我们这里的特殊情况吗？由你们参与调解会一定会出乱子的，镇政府的意图就很难实现”。法律在这里有多大的权威？领导习惯于用党的政策办事。最后，笔者还是建议该案镇政府无权做出改变的处理决定，应报请县人民政府处理。因为一方持有县人民政府核发的《林权证》，另一方空口无凭，但镇政府几乎是强行要代理人做工作，让持“证”的一方割地赔款。在这里不是以法律、而是以镇政府为准则的，这起争议至本文发稿前镇政府仍搁置未决，亦未报送上级政府处理。
很多老百姓为什么惯用集体上访来解决问题？近年来，企业破产、改制，工人下岗引起集体上访事件不断，哪怕是开矿死个人也要抬到政府以寻求获得满意的解决。我想，简要剖析其根源无非是法律环境没有得到净化。1、官僚：对上门寻求解决问题的群众轻视、冷漠；2、腐败：有腐败就必然出现不公，依靠领导处理、法律救济无法解决问题时，逼出用野蛮的上访方式以求解决；3、上访者一堵政府大门，很多问题通常会很快解决，甚至很难见到的领导也会出面与其对话，解决问题的效率非常高，这是人们反复使用此举解决问题的又一原因；4、敏感问题法院不受理，使得告状无门；5、为取得一方平安的政绩，地方党、政怕有群访事件，有些在上访无理的情况下，政府也作出让步以求平息，施用上访方式而不是法律途径寻求问题的解决，是法的悲哀。
好的法制环境的铸就，应该体现在执法者一点一滴的行为中产生。特权车闯红灯如入无人之境，交警熟视无睹；违章车被扣有关系当场放行，没有关系扣车、罚款，态度不好拘留“专政”；有特殊“警民”关系的娱乐店里，妖艳露点的“妹妹”用花枝招展的身姿、杏红小口甜美的微笑招客进行“肉欲交易”。没有关系的经营店铺，三天二头被查，查的你宾馆无人敢住，招待所无人敢歇；为搞活地方经济，最大化地方政绩，招商引资的企业享受特权，劳动、工商、税务、安全等部门进现场执法，必须持县委有关机关批准使得进入；上级领导到基层视察、调研，下面即用恶劣造假蒙骗以博取政绩，如前国务院朱总理到安徽南陵县调研考察，南陵官员竭尽造假之能的事例。凡此种种，处于社会低层、没有背景的大多数普通群众心里得不到平衡，必然滋生违法、犯罪以对抗社会的不公，必然对法律丧失信心。我想，国家“五五”普法已经开始，要求所有国家公务员必须通过普法考试的规定是很英明的，可惜这个考试没有体现真正的成绩，只是个走过场的做秀而已。真正实现依法治国、依法行政，全民崇尚法律，当官的不唯上、只唯法、只唯实，那才是我们民族法制的春天。
我们期待春意盎然的法制明天
（作者：湖南省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司法局：陈平） （转载靖州司法行政网）

试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
---------维护公民权利的制度

王学孟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人权、都离不开人权，但我们需要的人权却时刻面临国家权利的威胁，因此，我们只能求助于另一种制约性力量来消除这种威胁。本文仅在行政法领域做一点设想，既建立官告民的制度来约束这种威胁。以下对这一制度做初步探讨：
一、官告民制度的设计宗旨。
一切权力都公开或隐蔽地含有毒药。
—H•A，别尔嘉耶夫
如果你想保护人权，你就必须限制那种凌驾于他人之上的权力，并且确保这种权力受到持续的监督。
——托马斯•弗莱纳
在此引用上面两句话是为了引出本论题的宗旨，既最大限度地监督行政执法人员执行公务，保护公民个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无论是行政法理论的控权论、管理论还是平衡理论，都把行政主体看作是抽象的执法者，很少考虑到行政执法过程中代表国家执法的个人，或把执法人员都推定为善良人或是一种工具，认为他们会严格依法办案。理论上的完美没有忽视了作为行政执法者的个人在行政执法过程中的不理性行为，行政执法者的违法行为（不是滥用权力，因为他已经超越了其被赋予的权力）没有打破完美的理论，但侵害了其他公民的合法利益。因此，我们不得不规范或是约束行政执法者。看看下面的例子，我们会更加认识到约束行政执法者的必要性。
例一：据《南方周末》1998年8月7日报道，浙江省苍南县公安局一名警察的新戚（一无业人员）有一天到白沙中学强占正在上体育课的操场，被教师刘少屯制止。可该警察却为了替他的亲戚出这口气，以显示自己不是好欺负的。于是就在1994年1月18日将刘少屯抓走，用烟头烫其额部，用警棍插入口中电击，以“流氓头子”罪名劳教3年。刘从1995年起告状3年，到1997年6月劳动教养期限届满时法院才审理，到1998年3月才做出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判决。不知这种劳动教养决定是根据什么样的证据、按照什么样的程序做出的？这样的例子一个也许不足说明问题，但我们有没有必要再举上几个例子。
二 ．官告民的制度模式。
1、官告民制度针对的行政行为范围。司法审查的建立需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包括物质的，也包括无形的东西，比如说是效率。我们可以在不打破原有制度设计的前提下营造一个“特区”，既官告民制度主要针对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两种具体行政行为，其他具体行政行为依照原来的程序处理。并且这里的行政处罚和行政强制针对的是公民个人，这样设计的理由以后再探讨。
2、法院里另设法庭专门负责官告民的行政案件，这一法庭有别于原来的行政法庭，它是为官告民而设立，可以起名为司法审查法庭。
行政主体在作出一项行政行为之后制作一副本移交司法审查法庭。
3、撤销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不服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时有权拒绝执行。
4、行政主体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对行政相对人的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并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5、法院进行审判。如果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合法，则具体行政行为就立即撤消。如果违法，那么法院对行政机关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进行审查。
6、对没有提起诉讼的行政行为，法院有义务进行审查，对有问题的有权提出司法建议。
7、官告民诉讼的启动。在行政主体执法过程中经公民提出官告民的请求，行政执法必须中止执行，除非紧急情况，官告民的司法审查立即启动。在执法过程中，如果执法人员不立即中止执法并启动诉讼，那么执法人员就必须负法律责任。
8、官告民的例外。应急行政行为可以在执行之后，行政相对人再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9、为了关照行政执法的效率，司法审查必须具有效率。
10、诉讼费用由国家负担。

三．官告民制度的优越性。
（一）、完成公务员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理性回归。
公务员作为自然人，他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个人，他们有自己的欲求，这是一种本能，我们不去褒贬它，但是要建立一种制度来约束公务员以次来防范他利用国家的权力来达到个人的目的。
现行理论模式、制度模式过分依赖和依重国家权力，即把行政机关及其公务员的行为设想成理性的，没有出现武断专横滥用权力的可能。单向性的强调行政特权和行政效率，突出了行政领域“官本位”特征，行政权力的运用容易陷入失控的状态，这与行政民主、法治原则并不相符。将公民的个人权益完全淹没于社会公共利益中，使行政相对方的独立自主性无以立足，自主发展更没有可能。
（二）、树立司法的权威，优化诉讼制度。
官告民的制度很容易地把行政控制在司法领域，使人们能够更加积极地依赖法院去解决问题，而不是依赖上级政府或是某个比较清廉的官员、或是某个更爱参天百姓的国家领导。在这种制度下公民积极地行使手中的权利，执法人员更加谨慎地行使手中的权力，无论是公民个人还是政府机构及其公务员都相信法律的权威。
（三）、充分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
我国行政诉讼法确立了“民告官”的制度，也称司法审查制度，即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言下之意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的，可以提起诉讼。但事实的另一面却是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认为作为行政相对人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违法或依申请才采取具体的行政措施，但是政府及其公务员没有义务提起诉讼。这就没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把诉讼的成本都抛给了行政相对人。
官告民的制度充分解决了上述存在的逻辑和理论上的混乱。如果政府认为公民违法了，它有义务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自己再违法一次之后让公民提起诉讼。
四．官告民制度对现行理论和制度的挑战
（一）、对行政行为公定力的挑战。行政行为的公定力是指行政行为一经成立，不论事实上是否合法，在未经有权机关确立违法或撤销之前，对任何人都具有被推定为合法有效而必须予以尊重和服从的一种法律效力。官告民制度不承认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它只承认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即承认行政主体合法，行政程序合法。事实上的合法与否，需要经过法院判决来实现。
（二）、对执行力的挑战，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是指已经成立并生效的行政行为要求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对其内容予以实现的法律效力。官告民制度只承认行政行为的形式合法性，不承认事实合法性，所以行政行为的执行是待定的，只有经法院判决认为其合法有效才能执行了。
（三）、对行政复议的挑战，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行政复议机关提出复查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照法定程序对被申请的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官告民制度要求行政主体在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行为有疑义时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不需经过行政复议。
（四）、对行政诉讼法的挑战，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诉讼的被告一方是行政主体，而原告一方是行政相对人，而官告民制度则与此正好相反，两者相比，除了原被告地位变更和诉讼费用分担之外，其他制度可以保留。
五．官告民制度的必要性。
（一）、行政与司法的关系来看，官告民的制度有其必要性。
行政权是在自己的领域通过一定的行政行为来实施立法者推行了的某种法律价值，从而使立法者通过制定法律所要实现的社会形态在行政权管辖范围内从观念层面转成为现实层面；司法权则通过纠纷的处理来维护立法者者所要推行的法律价值，这里我们看到，行政权是从自己的利益视角主动地介入社会生活来实施法律价值的，它自己并不是有能够使法律价值得到完整实现的天然合理性和自我证明性需要与之相对应的外界权力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以确认立法者所推行的法使价值在行政权运行过程中是否得到了实现，这就需要这一外界权力在进行了这种审查活动中具有终结性的权威地位，否则，这一权力对政权的审查结论就会永远处于行政权随时可以生疑的境地，能使价值的维护权从何谈起呢？这也是司法权在维护法律价值经享有　性权威地位的原因所在。
（二）、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有必要改进。现行司法审查在某种程度上颠倒了法律关系的逻辑，把提起行政诉讼的义务加到了行政相对人的头上，为提起司法审查，行政相对人要浪费许多财力、人力、并且在许多情况下，即使行政相对人赢得了官司，其权利其实以经无法得到救济，特别是精神方面，人格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国家赔偿不包括精神损害。
六、官告民制度的可行性。
在我国封建社会时期一直以来都是行政与司法合一，行政等同于司法，一级官僚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不受本级司法机关的审查，此时，行政行为无疑具有公定力、执行力。在这种体制下，要想行政行为得到进一步审查，得求助于上一级官僚机构，因为上下级机关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所以这种审查其实相当于现代的行政复议，在古代社会官告民的体制没有生存的土壤，即使是民告官也缺乏发展的土壤。
现代国家推行司法独立，为官告民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各国行政法都规定了行政诉讼制度，从而允许行政行为接受司法审查。行政执法接受司法审查的理念被人们接受，并在司法活动中得到实现。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司法审查是法院监督行政机关遵守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的有力工具，没有司法审查，行政法治等了一句空话，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就缺乏保障。
现在保护人权的运动风起云涌，不仅是一国内部的事情，而且成了全世界的事情，一个国家如果在人权保护方面出现问题，那么它在外交上会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会得到制裁。官告民的制度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它迎合了全世界掀起的保护人权的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