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业务是金融机构的重要基础业务之一。近几年金融系统存款纠纷案件屡屡发生，状告储蓄机构赔偿纠纷案屡见不鲜，由此，金融机构吃尽了苦头。本文就如何规避银行存款业务风险相关问题提几点看法。
储户本人申请存单（折）挂失时银行应哪注意两大要件?
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31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第37条规定，存款人办理挂失手续时需要向储蓄机构出示本人身份证明并提供存款资料，包括姓名、存款时间、种类、金额、帐号及住址等有关情况。据此，对个人储蓄存单办理挂失应当具备两个要件：一是挂失申请人须持本人身份证件，二是应当提供存款的有关情况。
首先，应当审查挂失申请人是否为其本人的身份证件，该身份证件是否真实，它和存款凭条所记载的内容是否一致。至于办理挂失应提交身份证件的范围，应按照《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的要求进行审验。
作为身份证件，应具有排他性、唯一性、真实性的特点，但是，目前不论是居民身份证还是户口簿、军人证，亦或是护照、居住证，均不完全具备以上特点。就以常用的居民身份证为例，居民身份证本应最具权威性，但由于防假措施不够，易被伪造、变造；居民身份证的有效期一般为10年或20年，照片往往与本人相貌存在一定或较大的差异，难以辨认；在办理身份证的环节，因种种原因存在一人不仅有多张身份证，且有多个号码的问题。再如户口簿，因其没有粘贴照片，无法与持证人核对；户口簿没有防伪措施，有些公安机关的专用印章模糊、易伪造。身份证件本身所存在的这些缺陷，使其难以起到有效的证明任用，这就给银行识别真假身份证件及识别身份证件与持有者之间的关系造成很大的困难。为了防范由于识别身份证件所形成的风险，银行可采取如下措施：一是提倡在开立存款帐户时设定密码，留下签字、指纹、地址，在办理挂失等业务时进行核对；二是要求存款人同时提多种身份证明，以相互印证。三是将身份证件复印由储户签字后留存入档银行用作证明。四是银行应当尽快与公安机关建立身份证明查询系统。
其次，应当审查挂失申请人是否能够提供存款的全部情况，所提供的内容与银行记载的内容是否一致。存单遗失后，并不是所有的存款人均能非常完全地提供储户的姓名、开户时间、储蓄各类、金额、帐号及住址，有的甚至连存单是谁的名义开立都回忆不起来。有的储蓄操作人员因存款人提供挂失的要素不全，担心日后发生纠纷由银行承担责任，不愿办理挂失手续。如果存单确属挂失申请人所，因其提供挂失的要素不全拒绝办理挂失，一旦存款被他人冒领，银行可能会因此承担赔偿责任。这使得银行处于两难。我们认为《储蓄管理条例》列举存款时间、帐号等项目，仅是列举说明所需提供的存款资料，为储蓄机构查找存款人有关存款、办理挂失止付提供的检索，并不是要求一定提供所有的存款资料，所以，只要提供的存款资料能够确定需要挂失止付的存款即可，并无必须地要求提供全部存款资料。法律要求提供存款情况的目的是为了防止他人通过挂失冒领存款，在实行实名制之后，通过核对挂失申请人与存款人的身份证号即可判别挂失申请人是否为存款人本人，如果确认为是其本人，就应当予以办理挂失。所以，前提还是身份证件必须真实。
代理挂失提前支取是否应有存款人的书面委托？
关于代理挂失提前支取的身份证明和授权委托问题。《储蓄管理条例》和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中都没有要求办理代理提前支取挂失，必须出具书面授权委托手续。但是从法律原理和防范风险的角度来看，办理他人代理提前支取、挂失业务应要求代理人出具委托书。
代理挂失，代理提前支取代理人的权利来源于被代理人的授权委托，只有存款人对代理人有明确的授权，代理人才有资格向储蓄机构办理挂失手续，储蓄机构若为代理人办理代理提前支取、挂失，必须首先审查代理人的提前支取或申请挂失资格，而这种资格的证明就是存款人对代理提前支取人或挂失人的授权委托书以及双方的身份证件。为此，存款人对挂失人的授权委托书应有必要以某种书面形式存在，储蓄机构才能进行审查。若仅是口头委托，挂失人无法举证其经过授权，储蓄机构无法审查提前支取人、挂失人是否有授权。同时，存款人出具授权委托书，储蓄工作人员可以通过授权委托书的字迹，与留存在银行的笔迹作比较，有利于识别提前支取或挂失的真伪。
现行储蓄行政法规和规章对代理提前支取、挂失没明文要求出具存款人的书面委托书，可能是出于减少业务环节或减轻银行业务方面的因素考虑的。但鉴于目前身份证管理手段落后，使用混乱，存款人冒领案件频频发生的实际状况，一方面银行应提倡对代理提前支取、挂失业务要求存款出具书面委托；另一方面在今后对现行储蓄行政法规、规章中对此予以修订完善。对大额现金支取和持卡人在储蓄网点支取现金是否审验其身份证件。
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金融机构个人存款业务管理的通知》，“办理个人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对一日一次性从储蓄帐户提取现金5万元（不含5万元）以上的，储蓄机构柜台人员必须要求取款人提供有效身份证件，并经储蓄机构负责人审核后予以支付。”这是目前对大额现金提取审验身份证的权威性规定。
在此规定中，对取款人提供的有效身份证件是指存款人的、或是代理支取的代人的并没作规定，对于何种身份证件此处也无下文。我们认为，从字面上看，身份证件应是提取现金者的身份证，所谓有效的身份证件应包括居民身份证、户口簿、军人证、外籍储户的身份证件应是护照、居住证。
关于信用卡在储蓄网点支取现金时，银行是否应审验持卡人的身份证件，目前尚无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中国人民银行的相关行政规章的规定不尽协调。《支付结算办法》第151条规定：“个人卡持人在银行支取现金时，应将信用卡和身份证件一并交发卡银行或代理银行可免验身份证件”，“IC卡、照片卡以及凭密码在POS上支取现金的……”据此，持卡人在银行营业网点电脑终端上取现不属于免验身份证件的规定情形之列。《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对持卡人在营业网点电脑终端上取现应否出示身份证的问题未明确规定，可见，中国人民银行的这两部行政规章在持卡取现的规定是不一致的。由此使银行无所适从。从防范风险角度，对持卡人在银行网点上取现审验身份证并非多此一举。但从法律利害关系上讲，银行对持卡人取现未验身份证也不为过。因为《支付结算办法》和《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均属中国人民银行的规章，二者法律效力处于同等地位。当二者规定不一致时，按照国家《立法法》第83条之规定，以适用新的规定为准。这两个规章实施时间前后相差12年，因而，应适用《银行卡业务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既然该办法没有要求银行对持卡人取现审验身份证，表明其并没给银行设定此项义务。所以，持卡人取现银行未审验身份证而出现纠纷，不能因银行未审验身份证而承担责任。
另外，持卡人在申请办卡时，一般填写有《信用卡章程》，它是发卡银行和发卡人协议共同遵守的。若此章程中约定持卡人凭身份证支取现金，那么银行应按此约定对持卡人取现审验证。否则，一旦出现纠纷，银行会因未尽审验身份证而承担责任。
如何办理自动转存业务？
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执行若干规定》第18条规定：“储蓄机构在为储户开定定期存款帐户时，可根据储户意愿，办理定期存款到期约定或自动转存业务。”所谓约定转存是在存款到期后存款人到储蓄机构约定存款种类、期限并办理转存，这种业务应当属于一般的操作业务。自动转存是在存款时约定当存款到期时由储蓄机构自动办理转存。相对于约定转存业务而言，自动转存是有其特殊性的。
从《关于执行若干规定》18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存款约定转存和自动存款行为是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存款人是否办理转存业务应依其意思表示而定。若忽视这一点，可能招致不必要的麻烦。若不论存款人是否有自动转存的意愿，银行对定期存款到期后将其自动为其办理转存，这样，本来存款人在定期存款到期后逾期取款只需要存单即可，但被转存为定期后则被视作提前支取，需要提供身份证明，由此可能导致纠纷。因此，在自动转存业务时应注意如下问题：一是自动转存应有事先的书面约定，如在办理存款手续时，在存款凭条上设一栏“是否自动转存”，存款人若要自动转存，则选择“是”；二是转存的存款期限和转存的次数要有明确的约定；三是对转存存款在转存期内办理支取的应视为提前支取手续，存款人需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四是存款利率及利息计付，储蓄机构在办理转存时，应将该存款在原存期内产生的税后利息并入本金，作为新的本金重新开始计息，利率按照转存日挂牌公告的相同期限的定期利率执行。
对夫妻之间相互持对方存单支取款如何处理？
夫妻之间对存单上的财产所有权有的属于夫妻共有，有的则属于各自私有财产。无论是何种情况，存单上载明的权利主体通常情况下为一个人，从存单表现的权利主体看只能是该存单载明的存款人。据此，对于丈夫持妻子名义存单、或者是妻子持丈夫名义存单取款的可以按如下方式处理：
1、对到期定期存单和活期存折按一般程序支取办理。对到期定期存单和活期存折，法律没有赋予银行审查存款人身份的权利，因此，取款人持已到期的定期存单或活期存折支取存款，银行没有止付的权利。
2、对未到期的定期存单推定存单载明的存款人享有权利。按照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和《个人存款实名制规定》，存单载明的存款人是谁，就推定谁对存单享有所有权。存单存款人之外的任何人，不是必然的存单权利所有人，无论是何人持未到期的定期存单支取，都应按照办理提前支取的有关规定处理业务。
对于夫妻之间相互持对方名下的存单提前支取存款，是否属于表现代理行为，目前，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认识并不一致。鉴于此，为夫妻之间相互持对方名下的存单提前支取存款发生纠纷可以以表见代理作为抗辩理由，但在处理业务时不可想当然地认为是一种表现代理行为，而应当按一般代理的要求处理提前支取业务。
3、对存单存折遗失的挂失按照委托挂失处理。
储户遗失存单存折后，夫（妻）为妻（夫）名下的存单挂失，只限于办理挂失申请手续，代为办理者应当出具其身份证件。挂失申请手续办理完毕后，存单存折载明的存款人必须亲自到储蓄机构办理被领新存单（折）或支取存款手续。
4、对密码的挂失只能由存款人办理。密码本身是存款人身份识别的重要而又有效的手段，由于目前没有规范性文件对密码挂失进行规范，但同时又存在若不对密码遗忘采取补救措施。存款人的存款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的实际情况，一是密码挂失只能由存款人办理，夫妻之间其他方不能代为办理；二是挂失申请人必须提供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参照挂失的有效证件范围）；三是确认挂失申请人即是存款人本人时才能予以办理挂失手续；四是将挂失申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签字指纹留存入档，以备查用。
为什么对于解聘的代办站干要进行公示？
由于历史原因，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在厂矿、农村均设有办理代办储蓄业务的代办站。随着金融业的规范，这些代办站在陆续进行清理撤并，为了防止撤并代办站后储蓄代办员继续利用原有的身份进行不法活动，有必要对解聘的代办站进行公示。
众所周知，代办员均为储蓄机构聘用的人员，其与储蓄机构是一种委托代理关系，如果代办员利用漏洞采用吸收存款不入帐、多存少入等方式贪污挪用存款，就不可避免造成损失，由此使储蓄机构承担风险，并使荣誉受损。在代办站被撤销后，代办员也理应随之被解聘，从而解除代理关系。在解除代理关系后，代办员是无权再代办吸收存款业务手续的。但是，如果储蓄机构撤销代办站后，没有进行公示，使原来曾在代办站办理过存款业务的储户对储蓄机构与代办员终止代理关系处于不知晓的状态，这些储户误以为代办员仍具有代理权。此种情况下，如果代办员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继续以原委人的名义、或利用手中留存的印鉴、凭证吸收存款自行支配，那么代办员的这种行为便构成表见代理，其行为后果就由原委托代理人承担人责任。为了防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储蓄机构就应在解聘代办员之后向代办员活动范围的人们告知解聘的事实。其告知的方式一般是公示，在代办员活动范围区域张贴公告，并请公证人员对公告内容、地点、时间进行公证。同时，在当地具广泛传播性的媒体上公告，要对公告的有关资料存档。
在公示之后，表明储蓄机构已尽到提示代办员无代理权的义务，在此之后，若存款人再到代办员那里存款，其存款行为则属于存款从与代办员个人之间的民事行为，储蓄机构可对代办员的行为免于承担责任。
证据法的性质和地位是选择证据法立法模式时首先必须考量的一个基本因素。事物的性质决定了该事物与他事物的关系。证据法是程序法还是实体法，是基本法律还是其他法律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立法模式的取舍。证据法的程序法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立法方式不外乎三种：即自成一体方式、与实体法结合方式、与程序法结合方式。不同诉讼性质的证据有各自的特点，有学者在论及刑事诉讼构造时指出不同的刑诉构造观决定着在证据法则上的取舍,如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收集证据的方法不尽相同适用的证明标准也有区别；又如在刑事诉讼中侦诉机关不仅可以对嫌疑人强制收集证据，也有单方面运用证据对案件作出不利于嫌疑人、被害人的实体处理权限。而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过程中一方当事人不仅无权强制取证也不能未经审判机关或对方当事人同意单方面运用已有证据对案件作出不利于对方当事人的实体处理。这就决定了在上述三种方式中必须考虑不同诉讼类型证据之间的并行、互补关系。
在确定证据法的立法模式时还需要考虑其制定与修改的成本或代价。立法成本或代价主要以制定和修改一部法律所付出的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或周期等方面的总和来衡量。一般而言，立法代价与拟制定法律的地位、立法权限、立法数量、含法律的数量和一部法律中条款的数量、等成正比例关系。法律的地位越高，立法权限也高，需投入的人力、物力、财力越多所需时间越长代价就越高。
法律的协调性和稳定性也是证据法立法模式选择必须要考虑的基本因素。证据法的程序法属性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证据法与刑法、民法、诉讼法等法律部门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之间不能冲突且只能协调一致。诉讼的开始和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证据，案件的实体形成也一样由证据决定。因此，为使证据法与其他部门法协调一致，证据法既要服务于实体法的有效实施又要与实体法、诉讼法的规定相衔接；同时，证据法自身作为一个体系也有其内在体系协调一致的问题。证据法内在体系的协调绝
在证据法立法中应考虑那些因素

乔铁军


　　不是制定一部统一证据法就能解决的，因为证据法与实体法、程序法的内在联系使证据法的有些内容不可避免地要规定在相应的实体法、程序法中。法律稳定性的具体的体现是法律具有极强的预见性，制定后能长时间适用而无需补充和修改。但社会发展步伐的加快使这一境界很难兑实现。稳定性与适应性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我国司法制度的改革，证据制度又必须适应新制度和新情况的需要。
证据法的实际功能同样是一个应该考虑的因素。制定证据法的目的在于限制收集、审查与运用证据的恣意行为,克服现行诉讼法中因证据问题的笼统、粗疏的规定而导致案件处理中的不公正和拖延,影响对案件事实的正确认定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的维护。由于证据法和诉讼法具有同等的功能,遵循相同的价值理念,因此证据立法应当与诉讼法同步进行,在补充完善证据立法的同时,修改完善诉讼法,否则如果没有相应完善的诉讼制度作基础,证据法规定得再具体、再科学,也难以体现证据法的实际功能。从我国司法改革成效看,以审判方式改革为契机带动了整个证据制度的理论研究力度的加强,进而推动证据制度的改革,反过来又会进一步深化审判方式的改革。因此在证据立法的同时,应当同步调整诉讼理念,完善相应的诉讼制度,使证据立法和诉讼法成为内容上完整、结构上合理,在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的优良之法。
　　立法技术也是影响立法模式选择的重要因素。证据法虽然有自己的调整对象,也有一些与三大诉讼证据间的共性内容,但是由于诉讼性质、法律属性、具体功能、诉讼主体等方面的不同,在举证主体、证明对象和标准、收集证据方式和程序以及证据效力等具体内容上存在着重大的差异。在选择立法模式时就必须通盘考虑,这样将面临统一协调证据法内容的技术难题。证据法内容不仅与诉讼法相关,而且与相应的实体法也具有密切的联系,这无疑更加大了证据立法的内容和技术上的难度。在我国,专家学者包括实务工作者,往往只掌握某一方面的知识,通晓所有诉讼法知识和实体法知识者寥寥,制定一部集所有诉讼法和实体法内容之大成的统一的证据法由于涉及到众多不同性质的法律内容,其难度远比其他单独立法形式要大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