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人大常委会


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

2002年1月31日辽宁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在我省行政区域内开展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必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和本办法。
第三条 必须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采取措施，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开发土地资源，制止非法占用土地的行为。
第四条 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省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县(含县级市、下同)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 土地权属登记
第五条 符合下列情况之一的，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办理土地登记，省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书：
(一)省直属机关、事业单位和中央驻辽机关、事业单位使用的土地；
(二)跨市行政区域的公路、铁路、水利工程、名胜风景区等使用的土地；
(三)跨市行政区域土地权属争议并已作出处理决定的土地。
前款规定以外的土地，由土地所在地的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办理土地登记，市、县人民政府颁发土地证书。
上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其负责具体办理的土地登记、发证工作委托下级人民政府和下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
第六条 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登记申请资料进行审核后，对符合土地登记条件的进行公告，在公告期内无异议的，给予注册登记、颁发土地证书。
第七条 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致使土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土地权利人应当自变更之日起30日内，持有关文件向原土地登记机关提出申请，办理变更登记手续：
(一)改变土地用途的；
(二)转让、租赁、抵押国有土地使用权的；
(三)以土地使用权入股的；
(四)集体土地所有权人之间调整土地的；
(五)分割地上建筑物致使土地使用权分割的；
(六)企业破产、兼并、分立的；
(七)其他需要变更土地登记内容的。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原土地登记机关依法办理注销土地登记：
(一)土地使用权被依法收回的；
(二)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合同约定的期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申请续期未获批准的；
(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被全部征用的；
(四)其他土地权利终止的。

第三章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第九条 省、市、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本级人民政府组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各类经济开发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开发区管委会、市、县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市辖郊区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市人民政府组织市、县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共同编制。
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编制，逐级上报市人民政府批准。省小城镇建设示范乡(镇)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应当逐级上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条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原批准机关批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可以修改：
　　(一)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确需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二)因国务院或者省人民政府批准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建设用地，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三)上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依法修改后，下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需要作出相应修改的；
　　(四)因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需要改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
　　(五)行政区划调整的。
　　第十一条 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不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确定的农用地转用指标的，以及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地转用，不符合城市规划和村庄、集镇规划的，不得批准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
　　市、县人民政府节约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经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后，可以结转下一年度继续使用；未严格执行建设占用耕地补偿制度或者没有完成土地开发整理计划指标的，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减下一年度的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因抢险、救灾使用土地的，可以追加该年度农用地转用计划指标。
　　第十二条 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必须每半年向上一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和国有土地出让年度计划执行情况。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本地区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的执行情况列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内容，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报告；对本地区查处的重大土地违法案件，应向同级人大常委会报告。

　　　　　第四章 耕地保护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负责制定耕地开垦计划，确保全省耕地总量不减少；市、县人民政府负责保证耕地开垦计划的落实。
　　第十五条 非农业建设项目经批准占用耕地的，必须按下列规定补充与所占耕地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一)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内占用耕地进行建设的，应当先补后占，由市、县人民政府负责耕地补充，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并组织验收；
　　(二)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村庄和集镇建设用地范围内占用耕地的，应当先补后占，由乡(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及建设单位进行耕地补充，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由其委托的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组织验收；
　　(三)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范围以外，能源、交通、水利、军事设施等单独选址的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由建设单位负责补充耕地；没有条件开垦耕地的，按本办法规定缴纳耕地开垦费，由有能力补充耕地的单位代为履行补充耕地义务，所补充的耕地，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验收。
　　新增建设项目占用耕地后，被占用耕地的市确因土地后备资源匮乏或者受开发能力限制，新开垦的耕地数量不足以补充所占耕地数量的，由该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统一组织进行易地开垦，同时相应核减该行政区域内开垦耕地的数量。
　　第十六条 耕地开垦费由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收缴，专项用于开垦新的耕地，不得减免和挪用。耕地开垦费的缴纳标准和使用管理办法，按照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基本农田保护区的划定应考虑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需要。确需占用基本农田进行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经省国土、农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相关市人民政府组织调划，并补划基本农田，保证基本农田面积不减少。
　　第十八条 开发未确定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的，开发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下列规定批准：
　　(一)一次性开发土地10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二)一次性开发土地10公顷以上35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一次性开发土地35公顷以上600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开发农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生产的，应当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同意，向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县人民政府批准。
　　依照前两款规定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使用者应当到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土地登记，由县以上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书。确认林地、草原的所有权或者使用权，确认水面、滩涂的养殖使用权，分别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十九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土地破坏的，必须进行复垦。没有条件复垦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根据破坏土地的面积和破坏程度，按照省规定的标准，向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缴纳土地复垦费；有条件复垦，但复垦后验收不合格的，应当按上述标准补交土地复垦费。
　　第二十条 市、县、乡(镇)人民政府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定的土地整理方案，应当报上一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的地区，可以按土地整理后新增耕地面积，向上一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预留的建设占用耕地指标，用于本地区必需的非农业建设。
　　第二十一条 下列款项应当作为县以上人民政府的耕地开垦专项资金，专项用于开垦新耕地：
　　(一)新增建设用地的土地有偿使用费的留存部分；
　　(二)耕地开垦费；
　　(三)土地闲置费；
　　(四)土地复垦费；
　　(五)耕地占用税中用于耕地开发部分；
　　(六)政府拨付的其他资金。
　　耕地开垦专项资金具体使用管理办法，由省财政部门会同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五章 建设用地
　　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用地实行预审制度。在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论证阶段，建设单位必须向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用地预审。可行性研究报告报批时，必须附具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未进行用地预审或者用地预审未通过的，其用地申请不予受理。
　　第二十三条 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下列标准进行补偿：
　　(一)在城市规划区外单独选址的属于公益事业和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项目，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7倍；其他项目征用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8至10倍。
　　(二)征用耕地的，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为该耕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但每公顷被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
　　依照上述规定支付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尚不能使需要安置的农民保持原有生活水平的，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增加安置补助费。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
　　第二十四条 征用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按下列标准进行补偿：
　　(一)征用林地、草地、苇塘、养殖水面、农田水利用地等农用地，按照邻近一般旱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补偿。
　　(二)征用乡(镇)、村公共设施或者公益事业、乡镇企业和农村村民住宅占用的集体所有土地，按照邻近一般旱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5至7倍补偿。
　　(三)征用空闲地、荒山、荒地、荒滩及未利用地，按照邻近一般旱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2至3倍补偿。
　　(四)征用集体打谷场、晒场等生产用地，按照原土地类别的补偿标准补偿。
　　征用林地、草地、苇塘、养殖水面、农田水利用地以及农民集体所有的建设用地，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倍；但是，每公顷被征用土地的安置补助费最高不得超过该土地被征用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10倍。
　　征用未计征农业税的空闲地、荒山、荒地、荒滩、荒沟、打谷场等土地，不给予安置补助。
　　第二十五条 被征用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按下列标准执行：
　　(一)附着物按其价值和实际损失给予补偿；
　　(二) 青苗补偿费按一茬作物的产值计算。
自征地公告发布之日起，突击栽种的树木、青苗和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不予补偿。
　　第二十六条 禁止侵占、挪用被征用土地单位的征地补偿费和其他有关费用。
　　村民委员会使用征地补偿费，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征地补偿费，须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讨论同意。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对征地补偿费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二十七条 征用土地除了实行一次性经济补偿外，还可以采取其他安置办法。具体安置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八条 建设项目经批准使用国有农、林、牧、渔、盐场的土地的补偿费用，比照征用集体所有土地的补偿办法和标准办理。其他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二十九条 乡镇企业和乡(镇)村公共设施以及公益事业建设使用的除基本农田以外的农民集体所有土地，村民委员会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土地使用权入股或者以联营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必须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并按下列规定报经批准：
　　(一)占地0.5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县人民政府批准；
　　(二)占地0.5公顷以上1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市人民政府批准；
　　(三)占地1公顷以上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前款规定的用地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三十条 农村村民建住宅必须严格执行村庄和集镇规划，村内有空闲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建住宅。需要使用本村集体所有土地的，由村民提出用地申请，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报县人民政府批准。确需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三十一条 农村村民建住宅，宅基地的用地标准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人均耕地1300平方米以上的村，每户不准超过400平方米；
　　(二)人均耕地667平方米以上，1300平方米以下(含本数)的村，每户不准超过300平方米；
　　 (三)人均耕地667平方米以下(含本数)的村，每户不准超过200平方米。 在前款规定的限额内，市、县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具体规定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宅基地标准。
　　第三十二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申请宅基地：
　　(一)农村村民户无宅基地的；
　　(二)农村村民户除父母身边留一子女外，其他成年子女确需另立门户，以及三代以上同堂并且已有宅基地低于分户标准的；
　　(三)回乡落户的复退军人和回乡定居的华侨以及港、澳、台同胞，需要建住宅而无宅基地的；
　　(四)宅基地影响村镇建设规划被收回的。
　　第三十三条 下列项目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和国有未利用地，必须向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申请，经审核同意，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一)省计划部门批准立项的依法以划拨方式提供的建设项目用地；
　　(二)以协议方式出让城市规划区以外的建设项目用地；
　　(三)国家产业政策规定限制发展的建设项目用地；
　　(四)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法收回、收购的土地；
　　(五)省政府确定的其他建设用地。
除前款规定外，使用国有建设用地和国有未利用地，由市、县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以划拨方式批准土地使用者使用土地，必须严格土地审批程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第三十五条 实行协议出让土地最低限价制度。市、县人民政府要根据当地的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合理地制定协议出让土地的最低价标准，严格执行并向社会公开。各级人民政府均不得低于协议出让最低价出让土地。
　　第三十六条 商业性房地产开发用地和其他土地供应计划公布后，同一地块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必须依法以招标、拍卖方式提供，并公开进行。 第三十七条 留给地方的70%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具体收缴和使用办法，由省人民政府制定。
　　第三十八条 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土地等级、土地收益和土地市场交易价格，评定城市基准地价和标定地价，评定结果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报上一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定期向社会公布。
　　第三十九条 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后，以转让、出租、抵押等形式交易的，应当向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准予交易的，应当依法办理有关手续，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有偿使用费用；经批准保留划拨土地使用权性质的，转让方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缴纳土地收益。
抵押划拨土地使用权，应当由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依法办理土地他项权利证明后，方可抵押。抵押所担保的债务不得超过扣除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后的土地价值。实现抵押权时，抵押权人在以土地使用权拍卖或者转让所得的价款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款额后，方可依法受偿。
　　需要改变划拨土地用途进行经营性活动的，应当向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准予改变土地用途的，应当依法办理土地使用权有偿使用手续，缴纳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等有偿使用费用。
　　第四十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实行租赁。实行租赁的，市、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租赁合同，逐年收取土地租金。对于经营性房地产开发用地，不得实行租赁。
　　第四十一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或者作价出资，土地使用者必须按规定报经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属于企业上市的，必须经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国家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出资或者入股形成的国家股权或者国家资本金，由省人民政府授权有资格的单位持有，并颁发国有土地使用权经营管理授权书。
　　第四十二条 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作价出资或者入股涉及土地资产处置的，应当经具有土地估价资格的评估机构进行评估。
　　第四十三条 对旧城区内不符合城市规划、环境保护或者市容要求的国有企业用地，经依法批准可以转让划拨土地使用权，土地转让收益可以作为政府投资用于异地再建。属于特殊行业的国有企业，还可以用于安置企业职工以及偿还企业债务。
　　第四十四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有关单位应当向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按照下列规定报经批准：
　　(一)临时用地1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县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二)临时用地1公顷以上3公顷以下(含本数)的，由市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三)临时用地3公顷以上的，由省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五条 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和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建而使用土地或调整使用土地的，以及为乡（镇）、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经原批准用地的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
　　收回国有土地使用权或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对土地使用权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具体补偿标准由各市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

　　　　　第六章 监督检查
　　第四十六条 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在本行政区域内，对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予以协助。
　　第四十七条 上级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下级人民政府制定的与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和行政措施，应当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由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其修改或撤销。
　　第四十八条 下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违法行为不给予处罚或者处罚不当的，上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责令其依法作出处罚或者直接作出处罚，并可直接给予有关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责任人警告、记过、记大过的行政处分。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国有土地使用权变更，未依法履行变更登记手续的，由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按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没收非法所得；可以并处罚款，罚款额为非法所得的50%以下。
　　第五十条 征用土地经依法补偿安置后，当事人拒不交付土地的，由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交付土地，逾期不履行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一条 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建住宅或者超过规定的标准建住宅的，由县以上土地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在非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住宅。
　　第五十二条 县以上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超越批准权限非法批准占用土地的，不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批准用地的，或者违反法律规定的程序批准征用、占用土地的，由上级人民政府及主管部门依法撤销其批准文件，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三条 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受到限期拆除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处理的单位和个人，继续施工的，作出处罚决定的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制止，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四条 土地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五十五条 本办法自2002年4 月1日起施行。


DSU系列论文之三：非违反申诉的确立

刘成伟


在前一论文中作者已经简单提及，由于缺乏违反申诉中那种由义务违反本身直接裁定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这样一种推定的存在，非违反申诉的确立将更多的举证责任放到了申诉方的肩上，其确立过程也更加复杂。尽管专家组和上诉机构以及争端当事方通常都认为GATT第XXIII:1(b)条所规定的非违反救济，“应该谨慎处理而且应该作为一种例外救济”。 专家组在Japan-Film (DS44)一案中还是指出：“尽管我们认为非违反救济应该谨慎适用并应该作为一种例外救济，每一案件都应根据其自身价值（on its own merits）而受到审查，并谨记前面提及的保障互惠的关税减让的谈判进程的需要。因此，我们作为专家组在有义务审查根据第XXIII:1(b)条的权利主张时的角色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对...采取的具体措施是否已经损害或取消了...第XXIII:1(b)条范畴内的利益，作出客观评估。” 〖1〗本文作者拟就专家组在此方面如何根据每一案件的“自身价值”及其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而进行“客观评估”的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在Japan - Film (DS44)一案中，专家组将确立非违反案件的一般标准（common test）概括如下：“第XXIII:1(b)条条文确立了申诉方为了说明根据该条而提出的一项可以审理的权利主张（a cognizable claim），所必须证明的三个要素：（1）某一WTO成员对某一措施的适用；（2）产生于有关适用协定的利益，以及（3）由于该措施的适用而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 〖2〗而在Korea-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中，专家组则又加进了在非违反申诉案件中发展起来的一个概念，即措施所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必须是违背了申诉方在订约时的合理预期。如此以来，非违反申诉案件涉及到就是否存在如下事项所进行的审查：（1）某一WTO成员对某一措施的适用；（2）产生于有关适用协定的利益，以及（3）由于完全不可能被出口成员预料到的措施的适用，而导致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3〗下面我们就将分别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分析。
一、措施的适用（Application of a Measure）：“措施”的效力特征
在分析非违反主张的要素或称构成要件时，逻辑上的起点（a logical starting point）是存在某一WTO成员对某一项措施的适用。首先，有必要界定“措施”（measure）一词的具体含义。就此而言，在大多数案件中问题往往并不在于某一项措施是否存在，而在于哪些措施是属于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可归咎于WTO成员政府的措施。换句话说，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措施是否必须是具有强制性的政府措施（a Governmental Action with Compulsory Nature）？对于此问题，Japan-Film (DS44)一案的专家组作出如下分析：〖4〗
“根据WTO协定第XVI:4条，GATT第XXIII:1(b)条之‘措施’一词的普通含义（ordinary meaning）当然包括政府所颁布的法律或行政法规。但在我们看来，似乎远不限于此而还包括缺乏法律强制性（legally enforceable enactments）的其他政府措施。同时，也并非政府机构的每一个意见（utterance）或者非政府组织应政府要求或基于政府某种程度支持而作出的研究报告，都能够被视为成员政府的措施。
…如同GATT专家组过去所做的那样，对我们而言很有必要审查每一个所谓的“措施”，以确定该措施是否具备为第XXIII:1(b)条目的所要求的措施的特别属性（particular attributes）。
我们对GATT实践特别是Japan-Semi-conductors一案的专家组报告的审查表明，当行政指引创造了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incentives or disincentives），并且主要依赖政府措施以指引私方（private parties）以某种特定方式行事（act in a particular manner）时，该措施即可以被视为一项政府措施（a governmental measure）。在那一案件中专家组裁定，尽管某一措施不具有强制性，也可能被视为是受[GATT]第XI:1条[关于数量限制的条款]支配的一项限制，因为‘存在足够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促使非强制性的措施（non-mandatory measures）生效...[并且]措施的实施...本质上依赖于政府的措施或者干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措施将以等同于强制性要求（mandatory requirements）的方式起作用，以至于该措施与强制性要求之间的区别只是一种形式而非实质了...’。
...我们认为我们在本案中对所谓的‘措施’的分析必须如此进行，即充分考虑到这些政府措施实施的背景及其对私方所产生的影响。
本案中，日本主张第XXIII:1(b)条所指措施必须或者规定利益或者施以义务，而且为了施以义务该措施必须是那些施以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legally binding obligations or the substantive equivalent）的政府政策或措施。而美国的立场则是，第XXIII:1(b)条所指措施不应该被限制于仅指那些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美国支持一个关于此词语的涵盖更广的定义（a more encompassing definition）。
忆及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在确定一项形式上不具有约束力的（formally non-binding）措施，是否应归属于第XI:1条中的政府限制时所使用的标准，即行政指引必须创造了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并且对该指引的遵守必须主要依赖于政府措施。我们认为这些标准当然也完全可以适用于第XXIII:1(b)条下的措施一词的定义。然而，我们也注意到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中没有任何东西表明，此行为或不行为之动机的标准（incentives/disincentives test）应被视为将形式上不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定性为政府措施的唯一标准。因此，我们认为Japan - Semi-conductors一案不应该被视为规定了什么应被视为构成了第XXIII:1(b)条下的措施的唯一标准或外部限制（outer limit）。
尤其，我们并不信服日本所提出的定义界定了什么能构成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措施，即一项措施必须或者规定利益或者施以具有法律强制性的或实质上等同于此的义务。在我们看来，一项政府政策或措施没必要必须具备实质约束力或强制性，才能够产生被私方以损害或取消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合法预期的利益的方式而遵守的可能性。实际上，很明显那些包含了充分的指引私方以特定方式行事的行为或不行为的动机的不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对市场准入的竞争条件也能够产生潜在的不利影响。例如，大量的非违反案件中涉及了补贴，而补贴的接受只要求符合条件者的自愿遵守（voluntary compliance with eligibility criteria）。而且，我们认为也可以设想，在政府与商业之间存在高度合作与协作的情况下，例如存在对行政指引的实质依赖以及其他政府与商业之间的非正式合作的情况下，即使是政府政策声明中的不具约束力的、劝励性的（hortatory）措辞，对私方而言也可能具有类似于有法律拘束力的...措施的效果。因此，我们认为就第XXIII:1(b)条所指的措施一词，我们应给予一个广泛的定义（be open to a broad definition），即考察不具有约束力的政府措施是否具有一个类似于有约束力的措施的效果。
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考虑了第XXIII:1(b)条的目的，即通过为纠正那些否则就不会受到GATT规则所规范但尽管如此却仍然损害了成员产生于关税谈判的利益的合法预期或使之丧失（not otherwise regulated by GATT rules that nonetheless nullify or impair a Member's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of benefits from tariff negotiations）的政府措施而提供一种途径，来保护GATT下的减让平衡。在我们看来为达到这一目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即应被视为受第XXIII:1(b)条调整的政府措施的种类不应被以一种不适当的限制性方式（an unduly restrictive manner）界定。否则，就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当政府以一种或多种方式涉嫌导致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时，将不能根据第XXIII:1(b)条进行救济，因而阻止了该条目的的实现。然而，我们想强调的是，给予措施一个宽泛的定义将不会扩展第XXIII:1(b)条之救济的适用范围，因为仍然由申诉成员承担清楚证明该争议措施如何导致或引起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义务，并且如下面将要阐释的，在最终的分析中被告成员政府只对其自身所引起的损害负责。
……
由于WTO协议是一个只有国家政府或单独关税区才直接受其义务支配的国际协定，因此也就暗示第XXIII:1(b)条以及DSU第26.1条中的措施一词，如同WTO协议的其他地方一样，仅指政府政策或措施，而非那些私方的政策或措施。尽管这一‘原理’（truth）不容置疑，但是还是有大量的贸易争端中，就那些表面上是私人措施但尽管如此却因为政府与那些措施的某些关联或认可，而使得专家组面临着对此归责程度的困难判断。
……
过去GATT的案例表明，如果某一措施中存在足够的政府参与，则该措施是由私方采取的事实并不能排除该措施可能被视为是政府性的措施的可能。在此方面很难确立明显的界限规则。因此，那种可能性将需要个案审查（examined on a case-by-case basis）。”
事实上，上面这些关于措施的界定的裁定同样适用于违反申诉中措施的界定。对于非违反申诉而言，真正特别的在于利益的界定。由于违反申诉中一个正式推定的存在，往往在确定某一措施可归咎于政府，而该措施又违反了适用协定的义务时，便可推定成员的利益丧失或受到损害，因而也就不涉及到利益的界定问题。然而，对非违反申诉而言则其确立更为复杂。由于没有违反申诉中的推定，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承担了更为详细的举证责任。申诉方必须证明该措施的适用导致了其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因而在非违反申诉中，在确立了措施的适用以后，下一步就是证明在该措施的适用范围内，申诉方利益的存在。这也是确立非违反申诉最为关键的一步。
二、利益的存在（Existence of a Benefit）：利益的“合法预期”
忆及系列论文之一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专家组或上诉机构对WTO框架下利益的界定是非常宽泛的。如果WTO成员准备通过援用DSU程序寻求救济，则该成员只要证明此类措施或情形导致了其在任何适用协定项下的“任何利益”（直接的或间接的）的丧失或损害。简言之，只要措施的适用涉及到了适用协议所保护的成员之间关于市场准入的竞争关系而非单纯的贸易流量或实际贸易，那么成员在此就有利益存在。尤其是审查非违反申诉的GATT专家组经常将 “竞争关系的破坏”等同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然而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如果想证明其利益的存在，最关键的就是证明申诉方对该利益存在前文曾频频提及的“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s）。事实上，在Japan - Film（DS44）一案中，专家组指出，在过去所有（只有一个例外）涉及第XXIII:1(b)条的GATT案例中，所主张的利益都是涉及到针对产生于有关关税减让的改善的市场准入机会的合法预期。〖5〗下面我们就来讨论这一问题。
(1)合法预期的法理基础
不同于以前GATT体制所涉及的单纯的贸易问题，WTO框架涵盖了更多的内容，涉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而且还有扩大化引入诸如与贸易相关的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等等的趋势。而这种扩大化趋势也就相应的增加了对利益的保护的复杂性，同时也使得有关协定更容易受到复杂的措施的损害。为了避免通过所谓的合法措施损害条约的目标，因此也就有必要创造诸如非违反申诉、情势申诉等具体的新的救济方法。同时，为了防止这些新的救济方法的滥用，作为善意原则的一个衡平分支（an equitable branch），采纳合法预期的保护（Protection of Legitimate Expectations, 'PLE'）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关键的。保护合法预期的法理基础是善意原则（good faith doctrine）及此原则所派生的有约必守（pacta sunt servanda）原则。
和平社会所依赖的合作、公平和相互信任，不应该被严格法律的孤立适用（an isolated application of strict law）所破坏。在此方面，国际法委员会（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于1966年的一个评论指出，依赖于严格的条文解释但却损害了协定的本质含义的行为，构成了对善意原则的违反。善意原则作为支撑国际公共秩序整体框架的一个根本概念被普遍接受，尤其在条约法领域。联合国宪章第2.2条以及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都确认了这一原则。善意原则禁止缔约方基于损害协定正当含义及其目的的任何行为。在具体案例中，协定目的规定了哪些是可以被合法预期的准绳。这似乎表明，条约规定的含义不再基于缔约方的主观愿望（subjective will）决定，而是根据缔约方通常并合理预期（ordinarily and reasonably expect）的条文含义来决定。换句话说，在国际法及国际关系领域，一项承诺的含义将根据受诺人的合理预期的标准，而不仅仅是根据承诺人的主观愿望或者条文的表面含义来界定。
作为条约法的一部分，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WTO协议当然也要受善意原则的支配。在这方面，Korea-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的专家组作出如下相关裁定：〖6〗
“在我们看来，GATT/WTO法律体系下发展起来的非违反救济不应被视为游离于国际惯例法的一般原则之外。如上面注意到的，基本前提（the basic premise）是成员不应该采取那些即使与条约条文一致但却可能破坏谈判伙伴的合理预期的措施。这传统上出现于那些可能破坏一定的关税减让价值的措施的背景中。在我们看来，这是在GATT1947第XXIII:1(b)条及其争端，以及后来的WTO协议特别是DSU第26条背景下的有约必守原则的一个进一步的发展。有约必守原则在维也纳公约第26条中被表述为：‘每一个生效的条约对签约方都具有约束力，并且必须得到签约方善意的履行。’
……
非违反原则不仅限于仅仅遵守条约术语意义上的目的和目标。成员必须在减让对竞争机会的实质影响（material effect）的范围内遵守该实际规定。就此意义而言，这是善意要求的一个扩充。
我们注意到DSU第3.2条要求我们在具体的争端背景中，依照国际公法的解释惯例澄清WTO协议的现有规定。然而，WTO协议与国际惯例法的关系并不止于此。国际惯例法普遍适用于WTO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此类国际法在WTO条约协议没有将之“明文排除”（contract out）的范围内适用。换句话说，在没有冲突或不一致或在WTO适用协议中有暗示不同的措辞的范围内，我们认为国际法的惯例规则适用于WTO条约以及WTO框架下的条约形成。
……
…[尽管非违反申诉应该谨慎适用，]Japan - Film一案的专家组认为，非违反救济具有重要的角色——保护通过议定的减让获得的对竞争机会的合理预期。
…成员采取的符合条约义务之条文的绝大多数（vast majority）措施，通常也与其精神一致。然而，偶尔，情况也可能是，尽管被某一套规则所允许（例如，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是在此方面普遍被援引的规则示例）的一些措施，却与诸如减让表之类的其他承诺的精神不相符。也就是说，这些措施否定了此类承诺所合理预期的竞争机会。然而，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尽管整体的举证责任在申诉方，我们并不准备引入一个新的要求，即申诉方肯定地证明另一成员存在实际的恶意（actual bad faith）。在乌拉圭回合之前的争端历史中可以相当明显的看出，从没有建立如此要求，而在现在的条约文本中也没有证据表明新引入了这种要求。相反，肯定性证据应该是已经采取了破坏条约目的和目标的措施，并且由此产生了合理预期的利益。”
(2)争议措施的不可预见性（Non-foreseeability）
为了使利益的预期合法，成员在作出减让时所能合理预期到的所有措施都应被考虑到。在此，有必要在利益的合法预期（legitimate expectation of a benefit）与措施的合理预见性（reasonable foreseeability of a measure）这两个概念之间作出区别。证明被控措施在谈判时是客观上不能预见的，就等于清楚承认了利益的预期的合法性，而这一点对于成员能否主张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是非常关键的。措施的不可预见性要求是合法诉诸非违反保护的核心之核心。被控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措施，必须是在议定市场准入的具体权利和义务时所不能被合理预见的。也就是说，为了使利益的预期合法，被控措施在议定减让时不应该被合理预见到。如果措施已经被预见到了，那么成员就改善的市场准入而言，就不可能对这些措施所引起的损害具有合法预期。然而，在确定某一成员是否本应该已经预见到了其主张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措施时，应该考虑哪些因素呢？
对于确定某一措施是否应被合理预见到这一问题，Japan-Film（DS44）一案的专家组认为针对具体措施应根据下列指引进行：〖7〗
一方面，在申诉方证明争议措施是在有关协定签订之后引入的情况下，则申诉方提出了其不应该被指望能预见到这些措施的一项推定，然后由被诉方来反驳这一推定。例如，此种反驳可以通过主张争议措施根据先前的措施是明显可以预见到的，因而应该被视为已经预见到了。然而该反驳必须证明该措施与先前的措施之间存在明显的关联。仅声称由于措施与过去的某一政府一般政策一致或是其继续因而该措施本应被预见到，是不充分的。另外，如同EEC-Oilseeds一案专家组所注意到的，裁定申诉方预见了所有与GATT一致的措施也是不适当的。实际上，如果一成员被指望应该预料到所有与GATT一致的措施，非违反的主张也就不可能了。总之，在每一情况下，合理预期的问题需要进行个案分析。
另一方面，在被诉方证明在有关协定签订以前争议措施就已经被引入的情况下，被诉方提出了申诉方应该被指望能够预料到这些措施的一项推定，然后由申诉方来推翻这一推定（就此而言，申诉方仅有义务清楚那些公布之后的措施）。例如，通过证明措施的公布与协定的正式签署之间时间相隔太短，以至于即使预见到了可能的不利影响，要求有机会重开谈判也是不现实的。当然，知道措施的存在并不等同于理解该措施对某一具体产品市场的影响。例如，某一模糊的措施可以通过原本没有预料到或后来有重大变化的执行政策获得实质不同的意义。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诉方主张它不曾清楚一项措施与市场准入条件之间的相关性时，它被期望清楚证明为什么它原本不可能预料到现存措施的效果以及它何时预见到了。关于成员措施是如此不透明（opaque）或非正式的一个简单声明是不充分的。 从这也可以看出，在非违反申诉中，申诉方承担了相当的举证责任，这也是非违反申诉很少被成功确立的一个关键原因。
(3)谈判中的利益
在Korea- Government Procurement (DS163)一案中，与传统的非违反申诉的一个关键不同在于，通常，“合理预期”的问题是指是否能合理预期到现存减让下的利益将被适用措施所损害。然而本案中，如果存在非违反情况，问题则是对于谈判过程而非一个既定减让（pursuant to the negotiation rather than pursuant to a concession）中的利益授权（entitlement to a benefit），是否也可以存在一个合理预期。例如，条约谈判中的错误问题是否也可以根据DSU第26条进行分析？就此问题，专家组裁定如下：〖8〗
本案专家组看不出任何不能如此做的理由。如同以善意履行条约一样，当事方也有义务以善意进行谈判。国际法的传统规则（此处则是有约必守原则），既适用于WTO条约，也适用于WTO框架下的条约形成过程。利益丧失或损害的权利主张，应该在普遍适用于条约的履行以及条约的谈判的国际法原则的框架下进行审查。否则，在国际法对WTO争端的普遍适用中将留下缺口（a gap），而专家组看不出WTO协议的用语中有什么证据表明允许此缺口的存在。
本专家组认为非违反表明了条约履行中的善意要求的一个扩展，因而[非违反救济]也可以适用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和善意。如果非违反救济被视为不能为本案中...谈判中的善意和错误的问题提供救济，在WTO争端解决解决机制中针对该问题也就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因为条约尚未形成，也就不存在所谓的违反救济，而关于善意及条约谈判中的错误的国际惯例法又被排除适用] 如前所述，这是与国际法与条约法或WTO协议之间的一般关系不相符的。
然而，具体到本案，虽然专家组裁定DSU第26条的救济同样适用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专家组注意到美国并没有适当履行保护其自身权利的义务，因为情况表明美国对可能的错误本应该清楚。因此，专家组裁定本案中的错误不再是“可原谅的”（excusable），也就是说，就非违反申诉的权利主张而言，措施不再是不可预见的。因而，专家组裁定美国并没能成功证明条约谈判中的错误构成了非违反之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主张的基础。
三、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因果关系（Causality or Causation）的确定
关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一般含义，我们在系列论文之一中已经进行了讨论。作者在此主要对非违反申诉中对因果关系的要求进行简单分析。由于违反申诉中之“推定”的存在，事实上在证明有关措施的适用之后并不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问题；而非违反申诉中，由于此种推定的缺乏，在证明了措施的适用之后，不仅要证明存在利益的合法预期，而且还要继续证明利益的损害与措施的适用之间的因果关系的存在。在Japan-Film (DS44)一案中，专家组考察了涉及因果关系的四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必须证明的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but for" 或更小的程度；具有产地中立性（origin-neutral nature）的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意图（intent）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分析因果关系时措施可被累计（collectively）考察的程度。对于这些问题，专家组裁定如下：〖9〗
首先对于因果关系的程度问题，专家组裁定，日本应该对指控中可归咎于其政府的措施所造成的负责。在这一阶段，问题是该措施是否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也就是说该措施对于利益的丧失或损害是否造成了一个微小的贡献（a de minimis contribution）。 其次，对于措施的产地中立性（根据产品的产地而不区分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都适用）问题，专家组裁定，即使缺少权利歧视（de jure discrimination），美国也可能证明存在事实上的歧视（de facto discrimination）。然而，在这种情况下，申诉方被要求详细证明其所称的对进口的产生于产地中立性的措施的任何不成比例的影响（any claimed disproportionate impact）的存在。关于事实歧视问题的GATT/WTO案例法，在GATT第II条之最惠国待遇以及第III条之国民待遇方面都有适度的发展。在Japan - Alcoholic Beverages以及Bananas III案件中，上诉机构确认了GATT/WTO专家组的一贯关注，即确保来自不同国家之间的进口产品以及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之间的竞争机会的有效的平等（effective equality of competitive opportunities）。尽管过去的这些案例都没有涉及到第XXIII:1(b)条，本案专家组认为其中的推理同样适用于关于非违反丧失或损害的权利主张的事实歧视问题。当然，也要注意在第XXIII:1(b)条案件中，问题不是竞争条件的平等是否存在，而是基于有关关税减让的国内产品与国外产品之间所存在的相对的竞争条件（the relative conditions of competition）是否已经被破坏。
而就意图与因果关系之间的相关性问题，专家组认为，很明显可能存在多种意图促使措施的实施。然而，第XXIII:1(b)条并没有要求证明，对于造成了利益的丧失或损害的适用该措施的某种政府意图的存在。对于确立因果关系重要的是措施的效果，即是否破坏了竞争关系。尽管如此，意图也并非完全不相关。如果表面上对国内和进口产品的效果具有产地中立性的措施，尽管如此却仍然被证明是被企图用来限制进口，专家组在具体案例中在谨记意图尽管事实存在也不是决定性的同时，可能更容易裁定因果关系的存在。当然，仍由申诉方证明其所指控的具体措施确实在事实上损害了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利益或使之丧失。最后，就影响的累计审查问题，专家组并没有排除这种累计影响的可能性。至少这种情况并非没有逻辑，即某一措施在单独分析时可能对市场竞争条件仅有有限的影响，但当综合起来分析（更大体系的一系列措施）时，则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影响。然而尽管这一理论主张的逻辑性，专家组也注意到，就措施进行此类的综合评估（a combined assessment）以确定因果关系的技术，容易被滥用，因此必须谨慎处理并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be approached with caution and circumscribed as necessary）。
概而言之，由于缺乏了违反申诉中的推定，非违反申诉的确立将更多的举证责任交由申诉方承担。在此方面，申诉方必须“提供详细的正当理由（a detailed justification）”，不仅要如同违反申诉一样证明可归咎于成员政府的措施的适用，而且还要证明其对有关利益的“合法预期”以及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与措施的适用之间因果关系的存在，以支持其非违反的权利主张。而专家组在审查根据第XXIII:1(b)条的权利主张时，其角色在于根据其所掌握的所有相关事实和情况，对被控方所采取的特定措施是否造成了申诉方第XXIII:1(b)条意义上的利益的丧失或损害，也即裁定申诉方是否已经证明了竞争状况正由于不可合理预见的措施的适用而受到了破坏，进行客观评估。而对于客观评估（Art. 11, DSU）的具体适用，作者将在第四批次节选书稿第三章时而推出的系列论文中进行详细探讨。